《古文观止·苏轼·上梅直讲书》鉴赏

古文观止·苏轼·上梅直讲书

轼每读《诗》至《鸱鸮》【2】,读《书》至《君奭》【3】,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 而弦歌之声不绝【4】;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5】?”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6】?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7】:“回!使尔多才,吾为尔宰【8】。”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 以管、蔡之亲【9】,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 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 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10】。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11】,求升斗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 未尝窥其门【12】。今年春, 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13】, 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14】。轼不自意, 获在第二。既而闻之, 执事爱其文, 以为有孟轲之风, 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 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15】, 非亲旧为之请属【16】, 而向之十余年间 【17】,闻其名而不得见者, 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 人不可以苟富贵【18】, 亦不可以徒贫贱【19】, 有大贤焉而为其徒, 则亦足恃矣! 苟其侥一时之幸, 从车骑数十人, 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 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20】:“不怨天, 不尤人”【21】, 盖“优哉游哉, 可以卒岁【22】”。执事名满天下, 而位不过五品, 其容色温然而不怒【23】, 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24】。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注释】

【1】 梅直讲: 即梅尧臣, 字圣俞, 北宋诗人。直讲: 学官名, 主要辅佐博士、助教讲授经术。

【2】 《鸱鸮》 (chi xiao): 《诗经·豳风》中的篇名。

【3】 《君奭》 (shi): 《尚书》 中的篇名。奭为召公之名, 周文王庶子, 曾佐武王灭商。

【4】 史: 指司马迁的 《史记》。厄: 困。陈、蔡: 春秋时的两个小国, 弦歌: 弹琴、唱歌。

【5】 匪: 通“非”。兕 (si): 雌犀, 独角、皮坚厚、可制甲。率:循、沿, 引申为往来。道:“指学说、道理、主张。

【6】 病: 怨恨, 不好, 害处。

【7】 油然: 舒展温和的样子。

【8】 才: 同“财”。宰: 主宰、管理。

【9】 管、蔡: 指管叔和蔡叔, 都是周公的弟弟。

【10】 乐 (yao): 爱好, 用作动词。

【11】 对偶声律之文: 指诗、词、赋。

【12】窥:偷看。

【13】礼部:宋代中央官署之一,主管礼制、科举、学校等事。

【14】执事:本指侍从左右供使唤的人,古人书信为表慕敬,常以此称对方,意即不敢直陈,请执事代为转达。

【15】先容:预先介绍,疏通关节。

【16】请属:请求、嘱托。属:通“嘱”。

【17】向:从前。

【18】苟富贵:苟且地得到富贵。

【19】徒贫贱:徒然贫贱。

【20】传:指《论语》,《左传》。《论语》是孔子门人所辑孔子言论集。《左传》是战国左丘明所著的一本编年体历史著作。二书均为儒家经典。

【21】尤:指责、归罪。

【22】优哉游哉:从容自得的样子。

【23】温然:温和的样子。

【24】敦:朴实、厚道。



【赏析】

本文是苏轼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中试后,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信。这年,苏轼兄弟赴京参加礼部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参评官是梅尧臣,试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时任礼部贡举的欧阳修“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苏轼墓志铭》)。他积极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古文,反对时文,规定时文一律不取,有力地打击了当时充斥文坛的浮艳晦涩文风。苏轼的文章因论理雄辩透辟,语言平易晓畅而受到欧阳修、梅尧臣的激赏。事后欧阳修对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预料苏轼后日必超过他。欧阳公本欲将苏文列为第一,当时因怀疑此文为自己门生曾巩所作,将其列为第二。苏辙。曾巩亦同时及第,群彦得擢,传为文坛佳话。据《苏轼墓志铭》载:“梅圣俞(即梅尧臣)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即欧阳修),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所以苏轼在中第后即写了这封信,一方面表达了自己对欧阳修、梅尧臣等前辈的感谢和推崇,一方面又抒发了“士遇知己之乐”的兴奋心情以及自己的抱负和胸怀。

文章伊始,首先引经据典,论述古人。《鸱鸮》是《诗经》中一首。《毛氏传疏》断为是周公平定东方叛乱后,遭成王猜忌误解,他便写了这首诗向成王剖白心迹。因此,苏轼感叹周公不被理解。《君奭》是《尚书》中的篇名。相传周武王死后,周公、召公共同辅佐成王,是为“共和”。当时流传周公有篡位野心, 召公亦怀疑周公, 周公写了此文给召公向其表白, 并愿与之共勉。这是在讲述周公的不遇。接着, 苏轼又谈到了孔子。孔子当年受厄于陈、蔡, 连饭都吃不上, 他还坚持给弟子们讲学,并且泰然处之, 与弟子们谈笑风生,“弦歌之声不绝”。两相比较: 孔夫子虽为道汲汲奔走, 却为天下所不容, 但师徒“自是以相乐”, 优哉游哉, 令人羡慕。回想周公虽然身为贵胄懿亲, 却连骨肉同胞都不信任他, 谁能与他共享富贵呢? 作者认为, 像孔夫子那样有众多贤士知己同他共贫贱, 仅此一点就值得知足常乐了。这段论述古人的文字, 看似与主题无关, 实际上是为下文服务的。以周公、孔子做对比, 反衬自己与欧阳修、梅尧臣的关系, 形象而自然。有了前文对古人不遇的情况的分析、论述, 后文对梅尧臣的颂扬才不致突兀。显得顺理成章可见作者为文巧于运思, 精于结撰。孔子虽怀才不遇, 却知足常乐, 实际是为下文称颂梅尧臣虽才高八斗, 名满天下, 却不为时用, 处境困顿, 但仍能“容色温然而不怒”的品格所作的铺垫。至于文中的孔子门徒, 则是作者在暗喻自己, 也为下文中抒发自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 则亦足恃矣”的志向埋下的伏笔。

第二段转而谈到欧梅。文章先由自己自幼读书, 点出欧阳公来, 称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 并由此牵引出梅公:“而又有梅公者, 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欧阳修和梅尧臣是一对挚友, 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见解都很接近, 在反对西昆派诗体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经常交流诗歌创作的理论问题, 所以作者说他们“上下其议论”。这时作者还只闻其名。等到后来年纪大了, 作者能够读他们的诗文了, 才能看懂他们的文章词赋,并从中品味出他们的为人。由于自己地位卑微, 虽满怀崇敬之情, 终不敢贸然造访。这里, 作者向梅尧臣曲折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崇拜和敬仰, 同时又解释了自己“来京师逾年, 未尝窥其门”的原因。唐宋时期盛行“温卷”之风, 即举人在考举之前,“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 然后以所业 (作品) 投献, 逾数日又投, 谓之温卷” (赵彦卫《云麓漫钞》)。会考之前, 先托人推荐, 以博垂青, 这在文人举子中是常见的。苏轼父亲苏询与梅尧臣早有交情, 二人常有诗书酬答。而苏轼却不随流俗,亦不仰仗乃父去疏通关节, 全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了个第二名 (实际上是第一名)。这不仅可以看出他的才华出众, 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正直、耿介。直至此时, 苏轼才提笔致书恩公, 向其表达仰慕之情。对于欧梅这两位“向之十余年间, 闻其名而不得见”的大贤名士, 顷刻之间变成了自己的知己, 此时的狂喜, 兴奋之情, 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兴奋之余, 作者退而思之, 想到人对富贵、贫贱应取的态度, 即不能苟且地得到富贵, 也不该一味贫贱困顿。东坡认为:“有大贤焉而为其徒, 则亦足恃矣!”在他看来, 富贵、贫贱都不足为恃, 只有能够成为欧阳公、梅公这样的大贤的学生弟子,才是世上最大的乐事。在实行封建科举制度的唐宋时期,进士及第,既是学子多年苦苦奋斗的成果,又是步入仕途的起点,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作者沉浸在遇到伯乐知己的欣喜欢悦之中,痛快酣畅地向恩师倾诉着自己的胸怀。他以得遇欧梅这样的恩师视为人生最大的乐事,与之相比,作一名“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的小官,又何足道哉!这一段作者向自己的恩师抒发了自己的理想、抱负,是本文的关键之笔。

最后一段,作者从《论语》《左传》中的“不怨天,不尤人”“优哉游哉,可以卒岁”四句成语,引出一段对梅尧臣的赞颂:“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并以自己“愿与闻焉”收束全篇。梅尧臣胸怀奇才,满腹经伦,却始终仕途蹇促,年过五旬,不过作了一名五品小官。作者在对梅公的际遇深表同情和惋惜之余,更对梅公虽怀才不遇却能“温然而不怒”,“宽厚敦朴而无怨言”的超然大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和颂扬。

作为一名后学晚辈写给恩师的信,苏轼在文章中主要抒发了自己的士遇知己之乐。文章一个乐字贯通全篇,立意极高。首段先通过周公虽富贵而不乐与孔子虽贫贱而常乐做对比,表明贤者对穷达所取的态度。二段写欧阳公、梅公“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并抒发出自己之真乐。篇末又以颂扬梅公“乐乎斯道”收尾。通篇围绕乐字层层展开,衔接紧密,自然,结构严谨、完整。作者在赞颂欧阳修和梅尧臣这两位恩师时,并不多用褒扬、溢美之辞,而是以古之圣贤作比反衬,通过对比、议论,推崇之情自然流露,既表达了对恩师的颂扬,又不露痕迹,以避阿谀之嫌。作者在文中还借推崇欧阳公、梅公之辞,将自己比为圣贤之门徒,婉转地将自己的志向抒发了出来,用意极为高妙,深远。东坡撰此文之际,正是少年气盛之时,文章笔墨酣畅,辞采绚烂,特别是叙述欧、梅对自己的识拔以及自己求学的遭遇一段,气象峥嵘,淋漓畅快,尤为出色。这与苏轼后期作品如行云流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风格迥然不同。苏文的随物赋形,摇曳多姿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