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节录》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散文·诸子散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节录》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晋公子,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郢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悦,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外储说左上》,共有六段经文和与之相应的说文。“经文”,是文章的要点。“说文”,是对“经文”的具体论述。全部“经文”和“说文”组合起来,是一篇规模宏大的文章。而每段“经文”和“说文”连接起来,又是一篇内容充实、中心突出的短文。

“楚王问田鸠”,节选自“经一”的“说文”。它以对话形式提出问题,然后运用两个寓言故事对问题加以说明,最后联系“辩说文辞”的社会现象加以议论,点出“以文害用”的主题。文章一开头,写楚王向墨家学派田鸠提出了墨翟为什么重实践而轻言辞的问题,田鸠以“秦伯嫁女”和“郑人买椟还珠”的故事予以回答,接着又以议论的口气来从故事中所含事理联系到社会现实,以表明那种喧宾夺主、主次颠倒和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作为其结果是事与愿违的。韩非借此批判那些游说之士以其“辩说文辞之言”蛊惑人主,使人主忘其所用,从而提醒君主不要被群臣美妙动听的言语所迷惑,要特别注意其行动和功效。文章主题明确,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郢书燕说”,节选自“经三”的“说文”。它主要写郢地有个人给燕相国写了一封信,信上误写了“举烛”二字,这两个字和书信的内容没有丝毫关系,可燕相国看信时却对“举烛”二字大加阐释,说它是尚明举贤的意思。他把这一穿凿附会的解释告诉给燕王,燕王就举贤任能,国家得到了大治。故事的结尾说:“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学者,多似此类。”韩非在“经文”中更为明确地说:“故先王有郢书,而后世多燕说。”这一方面揭露了当时学者的不良学风,指出他们在研治前人著作时往往主观臆断、望文生义,甚至歪曲原意,闹出许多笑话;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先王的著作和言论也有像郢人写信那样的错误,而后人效法先王更有像燕人看信时那样不懂装懂、望文生义、胡乱解释的坏作风。显然,韩非写这则寓言是对先王之道和一味效法先王的讽刺和批判,体现他“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思想。

“郑人买履”也选自“经三”的“说文”。这则寓言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买鞋者是个死搬教条、思想僵化的愚人。韩非在“经三”的末尾说:“夫不适国事而谋先王,皆归取度者也。”这就有力地讽刺了那些不根据国事的需要而去谋求先王之道的人。这些思想僵化、态度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若以其道治国,则国必亡。全文仅仅六十一个字,就把故事叙写得条理清楚,把人物的语言、心理和行动描绘得真切动人,把道理阐述得极为明白而深刻。

这组寓言不仅在当时具有批判儒家和纵横家法先王、辩言辞宣传法治思想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