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苏辙文《上枢密韩太尉书》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太尉执事：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 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 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以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据四部丛刊本《栾城集》，下同)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颍滨遗老、栾城，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嘉祐进士，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栾城集》。

“枢密韩太尉”，这是嘉祐二年(1057)，苏辙进士及第时写给韩琦(时任枢密使)的一封求见信，是苏辙的一篇名作。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位至宰相，封魏国公，著有《安阳集》。这年苏辙虽因《刑赏忠厚之至论》而进士及第，但这封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他那篇应试文章所不可比拟的。这封信的价值并不在于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和求见之忱——虽然作者写信的目的不外乎此，而在于继承和发展了自孟子、曹丕、韩愈以来的“文气说”，以及作者自述的求学之路对后人的启发。

早在孟子，就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但孟子所讲的“气”，偏重于个人的主观道德修养，即他所谓“是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同上)。并且，他也没有直接论述气与言的关系。三国魏时的曹丕，把孟子的养气说发展成文气说，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并以“齐气”、“体气高妙”、“逸气”等评论同时代诸诗人。曹丕认为文章、音乐之巧拙是由于气的不同，从文艺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这比孟子的“知言”“养气”说进了一步;但他又把这种气看成先天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比孟子集义养气说还退了一步。唐代韩愈在曹丕“文以气为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气盛文宜说。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与李翊书》)但在如何养气的问题上，韩愈并未比孟子前进多少。他说：“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同上)

这封信的第一段即承前人阐述文气说。“文者气之所形”，与曹丕的观点相同;“气可以养而致”，与孟子的相同。关键是在怎样养气的问题上，苏辙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他在引孟子的话以后说：“今观其(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说明作者还是赞同孟子养气的方法的，理直才气壮，气壮则言畅，这对作文很重要。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接着就以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为证，说明个人的阅历和见识对作文的重要帮助，这是孟子、曹丕、韩愈等人都没有看到的。而且读完全文我们就会感受到，在加强主观道德修养和丰富自身阅历这两种“养气”方法中间，作者更看重后者，把它放在了首要的位置，这也是作者在学习为文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的。关于苏辙的文气说和养气说，前人和今人都有持不同意见的。元人郝经说：“欲学迁(司马迁)之游，而求助于外者，曷亦内游乎?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览之末者所能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这位道学家对苏辙的反驳，正好从反面证明了苏辙“行天下”以养气的观点与孟子集义养气的正统儒家观点有根本的不同。今人郭绍虞先生认为：“子瞻(苏轼)才高，能由文以致道，更能因道以成文。……子由(苏辙)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于是不得不求之于气。”(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评价苏辙的文气说，恐怕也低估了它在文艺思想史上的贡献。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苏辙兄弟是没有分歧的。苏轼谈及养气以为文的地方很多，如“昌身如饱腹，饱尽还当饥。昌诗如膏面，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气，郁郁老不衰。……养之塞天地，孟轲不吾欺。”(韩退之《孟郊墓铭》云：“以昌其诗。举此问王定国……”)这首诗与苏辙的观点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苏辙的文气说还为他们父子三人历来反对的为文而文，提倡不得不为之文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强调“文不可以学而能”，因此，只有“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才能写出好文章。也就是经历不够或言不由衷或短理亏心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既然作者认识到丰富的阅历对为文的重要性，那他自然就会感到所与交游的“邻里乡党之人”，范围太狭窄了;所见的“数百里”没有“高山大野”的家乡，空间太小了;读遍了的诸子百家之书未免也太陈旧了，都“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所以，当他在嘉祐元年(1056)随父兄赴京应试的途中，游览“秦、汉之故都”，纵情观赏巍峨的“终南、嵩、华”，遥望“黄河之奔流”时，就禁不住感慨万千，“想见古之豪杰”。这就是高山大野在作者心中激发的豪情。到了京城，“宫阙之壮”，“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巨丽”，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从前举目皆“邻里乡党之人”不同的是，他见到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公议论宏伟，容貌秀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怎能不激发他的少年壮志呢!

以上第二段既是承第一段而来，又开启了第三段。既然杰出的人物如欧阳修那么令少年苏辙壮志奋发，那他又何尝不希望尽识天下之秀杰呢? 而韩琦正是这样的人。“太尉以才略冠天下”数句，并非对韩琦的溢美之辞。《宋史·韩琦传》载：“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当时民间还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的一句谚语(见于《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可见苏辙把韩琦在军政两方面的才能与古代的方叔、召虎、周公、召公相提并论，是实在的。“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三句，既照应了上段，又形象地称颂了韩琦，更自然地流露出强烈的慕望求见之心，也点出了写信的目的，行文之妙，真是不可言也。

末段寥寥数语说明求见韩琦“非有取于斗升之禄”，表示自己今后要努力锤炼自己的文章，并学习为政之道。

吴楚材、吴调侯说： 全文“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但却“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古文观止》卷十一)。——这正是全文结构的不同寻常之处。文章首段阐述文气说，次段写游历山川之所得，看不出与求见韩琦有什么关系，前三段粗看也似无联系，但实际上却一环扣一环，逻辑极强，自然而然地表露出写信目的，这比劈头就唐突地称颂韩琦，希望求见，不知要高出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