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原弊》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孟子曰： 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 仑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 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 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备于周。周之法曰： 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之供给，未尝缺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岁之凶荒，亦时时而有，与今无以异。今固尽有向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 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 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何谓众弊? 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请详言之： 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 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今之议者以浮图并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 兵戎曰国备，不可以去。浮图不可并周孔，不言而易知，请试言兵戎之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惟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日：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其耗之一端也。

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畲田。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冬春举食则指麦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冬而偿也。似此数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尽取百顷之利也。夫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 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僣侈之费; 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可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贵者，化粗粝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为兵者养父母妻子，而计其馈运之费，是一兵常食五农之食也。为僧者养子弟而自丰食，是一僧常食五农之食也。贫民举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几何其不乏也!

何谓不量民力以为节? 方今量国用而取之民，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也。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一岁之物三分之，一以给公上，一以给民食，一以备凶荒。今不先制乎国用，而一切临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赋，有和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买之绢，有杂料之物，茶盐山泽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则有司屡变其法，以争毫末之利。用心益劳而益不足者，何也? 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也。

何谓不量天力之所任? 此不知水旱之谓也。夫阴阳在天地间，腾降而相推，不能无愆伏; 如人身之有血气，不能无疾病也。故善医者不能使人无疾病，疗之而已; 善为政者不能使岁无凶荒，备之而已。尧、汤大圣，不能使无水旱，而能备之者也。古者丰年补救之术，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岁期一岁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调度，用足一岁而已，是期天岁岁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岁连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无水旱，卒而遇之，无备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



本篇写于景祐四年(1037)，据作者文内谈到的“景德罢兵三十三年矣”推断，作者当时已由贬谪的夷陵(今湖北宜昌)令移为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所谓“景德罢兵”，就是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同北方入侵的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因而罢兵休战。作者当年31岁，就已是一个实事求是而又直言敢谏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先后在夷陵和乾德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写出这样言之有物、立论透辟的政论文章。他仿效《吕氏春秋》的《原道》和《淮南子》的《原乱》，以及韩愈的《原道》、《原性》与《原毁》等文章的题目格调，针对当时农业的种种弊端，探讨北宋王朝积弱致贫的社会根源，是符合时宜的，也是切中时弊的。

全文分十一段。第一段，作者首先引经据典，论述农业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根据《孟子·梁惠王》所说：“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说明这是儒家以仁义治天下之本。又以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具体指出农业是国家的命脉。接着所说的“天下之本”，实际上也是从《汉书·文帝纪》而来的。该书说：“夫农，天下之本也。”下面说的“王政”，也是从《孟子·梁惠王》引用过来的。作者以古证今，通过对比的手法，巧妙地把哲理楔入了主题。他批评当时的官吏“忽农”、“鄙农”，从而衬托出“爱农”、“务农”的必要性。这样，就自然形成了本文察古鉴今、深入浅出的艺术特色。

第二段作者同样以古今对比、互相印证的描写手法，指出当时农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加强理论的系统性，促使主题的逐步深化。古代的当权者是注重上下经济关系的协调的。人民群众勤于用力，国家也有节制地使用民力。接着，欧阳修从“民无遗力”至“使不相困”一连五句，反复强调国家与人民上下协调的重要，使主题思想更加突出。这是作者一贯的指导思想，在他后来写的代表作之一《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这一主旨一直追溯到“三代之法”，用以说明“一日之用”和“一岁之耕”的节约勤俭，使能做到“三年而余一年之备”。可谓谆谆疏导，用心良苦。他暴露出当时的社会病态：农业疲惫，财力支绌，民食严重不足。在横征暴敛之下，甚至有些农民刚刚打完场，就要“簸糠麸”而“食秕稗”了。或者“采橡实畜菜根”以过冬度春。而这种猪狗食的东西，有的穷人过年还要吃它呢!如果不幸遭遇到水旱灾害，到处饿殍枕藉，就更是可叹的了!作者用事实说话，既具体详细，又形象生动，令人不得不折服。

第三段作者仍用古今对比的手法，阐明三代的国家禄廪、兵甲车牛的材用，以及山川宗庙鬼神的供给等等，都不缺乏，都出自农业。那时农民耕的是现在一样的土地，岁荒也时有发生，同现在并无差别。为什么旧时用常有余，而现在用常不足呢?问题在于做法相反了。对比寻根，以事说理，因而顺理成章。接着，作者一再指出“务农”和“节用”的重要，从而为下文展开对“众弊”和“不量民力以为节”，以及“不量天力之所任“等三个主要问题的论证，做出了思想的揭示和艺术的铺垫。

第四段作者抓住“众弊”的三个方面：“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和“力役之弊”，作为论证的重点，先进行总的剖析，说得头头是道。他批评那些“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的僧人和“仰衣食而养妻子”的兵士脱离了生产。在简略阐明所谓佛教与周公孔子的儒家称为三教的关系之后，接着着重论述军队的问题，很有见地。的确，自从“景德罢兵”以来的三十三年中，表面上北宋与辽订立了和平息战的盟约，但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并没有死心，仍在伺机侵犯中原。而北宋王朝暂时的和平环境，实际上是用大量的岁输银绢乞讨而得来的。在这一假象掩盖下，造成了兵备的大隐患，过去能用的兵，现在已经老死完了。后来的人“未尝闻金鼓、识战阵”，是“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日益养成了骄惰的习惯。卫兵入宿叫人去拿被，禁兵给粮要请人去挑。这样不能吃苦的骄兵怎能去打仗呢?作者举出兵败的两个例子，只是一个苗头而已。历史的发展，最后导致了辽、金南侵，徽钦北狩，教训是深刻的，说明作者的眼光也是锐利的。

他在第五段分析“诱民之弊”，仍不失其一贯的古今对比的笔法，指出古时凡是高大壮健的人都留在田间，农闲才进行军事训练。而现在不同了，高大健壮的都招为禁兵，其次的招为地方部队。官吏招兵多的有赏，而百姓因穷困便争相投报。这样一遇凶荒，留在田间从事耕作的便都是老弱了。但官吏反说： 不招收他们当兵，怕他们会成为盗贼。这是什么论调呢? 他们应从招引人们趋于游惰的实质上去看问题，以致造成了两个极端： 劳动者吃的是猪狗食的东西; 而游惰者如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这自然是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里“诱民”的“诱”，写得传神入骨，切中时弊，确是“耗之一端”。

接着，作者在第六段以同样的格调写耗之另一端的“兼并之弊”。他赞赏古时的计口授田，说可以“家给以人足”。他更推崇井田制度，说兼并风的兴起，在于井田被破坏。这些虽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但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私有制产生的剥削现象，表现出为劳动农民着想，为国家兴利除弊考虑问题的正直态度，其苦心孤诣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使文章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第七段，作者分析“力役之弊”，只谈及报请为“大役”与“小役”之人，到了无法应付官吏的勒索时，便产生“贱卖其田或逃而去”的社会恶果，可谓去芜取精，择其要害而言，这样繁简互见，文章结构更为严整。

第八段作者在归结这“三弊”为“大端”之后，又补充指出： 有一种能制奢侈品的手工艺者，以及“兼并商贾之人”，每每恣意地挥霍浪费; 还有那些贪官污吏的不厌诛求，许多巧立名目的赋税，它的危害实在难以尽述。这样，人民群众既不勤，又不俭，为众弊造成了大量的消耗。下面作者论述那些变为富贵的社会中人，往往一人常食五人之食;那些士兵和僧人，也一人常食五农之食;甚至贫民举倍息而食的，也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这样国家怎么能够不贫乏呢?这里突出在“耗”字上做文章，以印证上述“三弊”的危害性，是合乎逻辑的。

第九段，作者在回答“不量民力以为节”时，依然以古比今，说明宋代是量出为入，古代则是量入为出。把一年的收获，按上交、民食和备荒三方面来安排，这是对的。现在怎么样呢?作者不发空头议论，他以调查所得，摆出大量的事实：有“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的“支移之赋”;有正赋之外以预购粮为名进行掠夺的“和籴之粟”;有商贾入钱于京师，以供应边地军需的“人中之粟”;有预先向农民低价派购绢匹的“和买之绢”;有增设税收项目，而多要他物的“杂料之物”;还有官府对盐茶钢铁的专卖盘剥，等等。如果官府横征暴敛的制约还不够，则随时可以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与群众争丝毫的利益。这种种铁一般的事实，不禁使人怵目惊心，感慨北宋王朝对农民群众的榨取掠夺是多么残酷!从而理解到文章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艺术魅力。

第十段的答辩用以说明平时要多搞积蓄，以防灾备荒。在描写上仍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并且运用防病医疗的比喻，来形象地说明问题。

最后作者明确指出，也不是样样都要复古，如井田什一的办法，就不能为现在所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根据农民群众实际能够负担的情况制订赋税政策。只要农民群众能“尽力而无耗弊”，官府做到“量民而用有节”，就可以民富国强了。现在国内许多智士仁人已经认识到这个农业的根本问题的重要性，希望官府有关方面认真采取措施，做出兴利除弊的成绩来。作者是言得痛，批得严，也是想得周，盼得殷。

全文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古今对比论证，风格独特，从而形成连贯的写法，组织结构缜密，立论精当，主题深刻，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强韧的说服力。欧阳修的热中时论，直言敢谏，得到了仁宗的赏识，庆历三年他被选以太常丞知谏院，支持以范仲淹为首所厉行的“庆历新政”。毫无疑问，欧阳修这些时论文章，自然起到了一种制造政治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