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经典文章赏析·欧阳修《朋党论》原文|注释|赏析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为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 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选自《欧阳文忠集》，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所写的一封奏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散文。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讥刺权相吕夷简，被吕指为朋党，遭到贬谪。当时涉世未深、血性方刚的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为范辩护，亦被称为朋党，同时被贬。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杜衍掌政，起用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十项改革措施，称为“庆历新政”。这些政治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攻击杜衍、范仲淹等人引用朋党。欧阳修因积极支持新政，也被保守派列入朋党之内。为回击这些诬蔑，欧阳修写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

朋党，指同类的人为着一定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朋，同类。党，集团。在封建时代这个词一般只用于贬义，是奸邪的同义语。文章一开始，作者便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即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之分，君主要善于识别。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有关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提法并不始于欧阳文忠公。朋党之说，早在《韩非子》、《史记》、《国策》等书中就有记载。稍早于欧阳修的宋初文学家王禹偁，在其《朋党论》一文中指出：“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欧阳修的《朋党论》显然受到了王禹偁的观点的影响。“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这种看法倒是颇有见地的。接着，文章又从理论上分析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原因：小人贪图的是利禄、货财，当利益相同时，他们暂时勾结在一起结为私党。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互相疏远，互相残杀，所以他们是不会结为朋党的。即使暂时结合，也是假的。而君子之交是建立在共同的道义、忠诚信义、名誉节操基础上的。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因此他们的结党能够始终如一。段末，作者又进一步提醒君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这样天下就能大治。在这封奏章里，欧阳修向宋仁宗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是要善于识别哪些是由君子组成的朋党，哪些是由小人结成的朋党;第二是要进用君子之朋党，黜退小人之朋党。

在就朋党的真伪善恶及其与国家治乱兴亡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文章进一步列举了六件史实，以证明君主能否正确对待朋党将决定国家的兴亡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第一件是唐尧时，舜佐尧重用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的朋党，黜退了共工、驩兜等四凶的小人之党，达到天下大治。八元、八恺，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四凶即唐尧时的共工、驩兜、鲧、三苗，据《尚书·虞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第二件是虞舜时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舜都加以重用，天下也治理得很好。这两个例子都说明重用君子之朋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第三四两件事引自《尚书》里的一句话：“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然后分别用商纣和周的兴衰来论证。纣有亿万臣民便有亿万条心，绝无朋党之虞，然而商却亡了，而周武王三千大臣结为一党，可谓最大的朋党了，可是西周却很兴盛强大。第五件事是后汉的“党锢之祸”。据史载，后汉桓帝时，宦官专权，朝官李膺等人反对宦官集团，被诬为党人，捕入狱中。后虽获释，但终身不许做官。灵帝时，外戚窦武谋划诛杀宦官，事泄，宦官曹节等大兴党狱，杀李膺、范滂等名士一百余人，禁锢学者六七百人，逮捕太学生千余人。文中称为“献帝时”，当为作者笔误。“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可算清除了“党人”的隐患了。然而，黄巾起义一爆发，汉室立即大乱，等到汉帝醒悟，释放党人，已为时过晚。第六件事是晚唐的“牛李党争”和唐昭宗的滥杀名士。“牛李党争”是指晚唐时朝臣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等之间的持续近四十年的朋党之争。有关滥杀名士，投尸浊流一事，发生在天祐二年。据《古文观止》载：“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尽杀之。时李振屡举进士不中第，深疾缙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天祐二年为唐哀帝(昭宣帝)年号，欧阳修称为昭宗，亦为笔误。最后两件史料，又是重用小人之党，招致亡国之祸的最好明证。

最后，文章又对上面的六件史实加以分析、归纳，指出：无论是象商纣王那样使人心各异，还是禁绝善人结党或诛戮已结为朋党的清流之士，都只能给国家带来混乱以致亡国。只有象舜和周武王那样重用道德高尚的君子结成的朋党才能带来国家的兴盛。这是对全篇的观点和论证的一个小结。结尾时，作者再次提醒宋仁宗从上述历史事件上吸取教训，同时用“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与开篇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遥相呼应。

作为北宋古文运动主帅的欧阳修，在理论上继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主张，认为“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这使他的议论文观点鲜明，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在本文中，作者打破了“君子不党”的陈旧观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关于朋党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观点，并总结了宋朝以前历代君王在用人方面的历史经验，告诫后世帝王要任贤退恶，达到天下大治。文章不仅观点鲜明，而且史料翔实。既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富有典型性，很有说服力。

文章说理透辟，论证清晰，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文章开篇先提出总论点，即朋党有君子小人之分，人君要善于辨认，并以此统领全篇。接着，又从君子与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分析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本质区别。从理论上推断出“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然后作者引用自尧舜到商、周、汉、唐的六件史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证实了进用贤者之党可以兴邦，任用小人之党必然亡国的道理。最后作者又对这些史实加以论证，告诫君王要吸取这历史的教训。全文层层深入，援古论今，针贬时弊，析理透彻，论证雄辩，理直气壮，圆通周密。文章大开大合。有破有立。结构严谨，无懈可击。

欧文向以行文婉曲著称。苏洵称之“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文中议论从容不迫，迂徐有致，曲折委婉，节奏舒缓。论理犀利而不失含蓄，行文平易自然而又棱角分明。在语言方面，欧阳修继承了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摒弃了韩文尚奇好异，“辞涩言苦”的流弊，语言明白晓畅，简洁明快。作者在文中还大量使用排比句，以增加文章的气势。如“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等，不仅雄辩有力，气势逼人，而且增加了文章的情韵和变化。

由于本文立意超卓，论理深刻，征引繁博，逻辑严密，文章一出，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清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载，宋仁宗读罢这封奏章后有所触动，在与执政谈论朋党时曾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当时范仲淹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当时制造党论之说的内侍蓝元震再次上疏，攻击欧阳修等“胶固朋党，递相提挈”，终将“误朝迷国”，而宋仁宗对其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可见，仁宗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欧阳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