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孝子“割肝”救母
南宋慈城地区有一位“割肝”救母的大孝子——孙之翰。与他的生活年代相仿的慈湖先生杨简，为他撰写了《孙孝子墓志铭》，讲述了他的故事。
孙之翰家住慈溪金川乡鸡鸣山。有一年母亲病重，之翰割下自己的“肝”做成肉粥给母亲吃。过了一夜，母亲的病全好了。乡里把这件事报到县里，县里又将这件事报到郡里。当时郡守赵伯圭和他的母亲听说这件事后都很惊讶，把孙之翰请来，亲眼目睹了他右上腹的伤口，赞叹不已。郡守说要把之翰的事迹报告给朝廷，他却说：“我只是一心救母，并不想出名。”郡守被他的赤诚感动了，尊重他的意愿，没有上报朝廷。
按常识，如果孙孝子真的自己割破肝脏，就必死无疑，而他一点事都没有，所以也许他割的只是右下腹的一块皮肉，并没有伤及肝脏。古人敬佩他的孝心——为了救母简直把心肝都掏出来了，于是就说他把“肝”割下来了。至于母亲吃了他的“肝”，病全好了，也只能说是一种巧合，因为有些疾病如感冒，是可以不治而愈的。
像孙孝子这样“割肝”救母的事迹在古代慈城地区是头一个，而且好像也没有第二个。但从古到今，与“割肝”救母类似的“割肉疗亲”的故事却多得不胜枚举，如《宋史·孝义》记载的鄞县孝子杨庆：当初父亲病重，没钱医治，杨庆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给父亲吃，父亲病就好了。后来他的母亲又病不能食，他割下自己的右乳烧成灰和药给母亲吃，药一入口，母亲的病马上就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割掉的右乳又神奇地长了出来。北宋宣和三年（1121），太守楼异为杨庆居住的街坊题名“崇孝坊”，这也就是后来宁波孝闻街名字的由来。
光绪《慈溪县志》记载的“割肉疗亲”故事更是不下10个：
沈元顺，母亲虞氏病重，医治无效，元顺说虽然割股毁身不是圣人提倡的孝道，但我听说用这个办法十有八九能救得亲人性命。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要能救母亲性命，又何必顾虑圣人提倡还是反对呢？于是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做成羹汤给母亲吃，母亲的病很快就好了。
孙文原，父亲孙嵩得了痢疾，文原仿照二十四孝之“尝粪心忧”，先去尝了父亲的粪便，因味道是甜的，认为父亲活不成了，于是哭着祈求老天爷让他代替父亲去死，并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给父亲吃，果不其然，父亲的病好了。后来有人看见他大腿上割肉留下的伤疤，他却故意掩饰说：“这是我以前生疮留下的疤痕。”孙文原的儿子孙懋，官居应天府尹，是明代著名清官。
帮母亲洗脚
陈炅，前后共三次割自己的大腿肉给母亲沈氏当药吃，前两次“药”到病除，效果很好，可惜第三次来不及吃，沈氏就去世了。陈炅的儿子陈诩，为治愈母亲叶氏的疾病，也割下自己的大腿肉当药，第二天叶氏的病就好了。陈诩的儿子陈体圣，也偷偷地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给母亲陆氏当药吃，也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祖孙三代都把自己的大腿肉当成灵丹妙药，为救父母，不怕割肉巨痛，甘冒生命风险，所以被称为“三代笃孝”。
沈廷兰，八岁那年，母亲患心痛病。听说手指肉可以治愈心痛病，他想，五个手指头只有无名指对写毛笔字影响不大，于是一刀割下无名指的一截做成手指头汤给母亲当药吃。母亲看见这碗汤，吓出一身冷汗，病居然好了。
至于全国范围的“割肉疗亲”故事就更多了，而且更离奇，如《清史稿·列女传》记载：
萧学华妻贺氏，因丈夫回老家探望生母，贺氏因故不能前往。她就割下自己的大腿肉让丈夫带回老家给她的婆婆吃，婆婆正生病，吃了她身上的肉，病就好了。
还有《清稗类钞》记载了一个“英人旌表孝母之吴二魁”的故事：
清末，山东威海孟家庄有一个吴二魁，母亲病重，他割下大腿肉给母亲当药吃，母亲病好了。这件事被当时住在威海的英国官员知道了，报告给英国女王，女王赏赐给他金牌、银币。英国官员还拍了他的照片寄到英国，并且对他说：“你的孝心感动了上帝，上帝会赐福给你。今后如果你母亲病了，英国方面会专门派医生到你家给你母亲治病，不收医药费。”
现代人当然都知道，人肉当药并无科学依据，更不可能包治百病，但古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割肝”救母、割肉疗亲的故事呢？分析其中原因，大致有六个：
一是古代圣贤并不完全反对，如南宋大儒朱熹说：“割股固自不是。若是诚心为之，不求人知，亦庶几。”二是唐代名医陈藏器说过“人肉可以治羸疾”，很多人都相信了他这种伪科学。三是《孝经》上说“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只要孝到极点，就能感动神灵，出现奇迹。四是佛经上说：“为报母恩，经于一劫，每日三时割自身肉以养父母，而未能报一日之恩。”既然父母恩重，无法报答，那么为救父母而割自己身上一点肉，也只是小菜一碟而已。五是国家有鼓励政策，苏轼就曾说：“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只有刻意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孝行如割股、庐墓，才能获得朝廷的赏识。六是为了改变社会风气，因为世风往往“厚于慈而薄于孝”，对自己的孩子爱得多，对年老的父母爱得少，所以古人即使明知这些故事有假，也希望借此教育后人——爱父母多一些。
也就是说，古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割肉疗亲的故事，一是为了推行教化，二是因为医学不发达，以及人们认识上的不科学，乃至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