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彩堂
慈城民族路有桂花厅、刘家祠堂，均属于慈城望族世彩堂刘氏——这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官宦世家，“自宋元来，固多以文墨发身者”：仅明代，就有30多人考中举人、进士；有刘炜、刘安、刘世龙、刘振之、刘志选、刘宪宠之女等六人被载入《明史》。
世彩堂刘氏在仕途表现如此抢眼，有一个看似比较迷信的故事，说刘家祖坟做得好。他们的先祖刘公在为父亲刘主簿选定墓地后，夜里梦见绯衣人对他说：把你家墓穴往前移几尺，不要伤到我的墓穴。刘公梦醒之后就照绯衣人说的做了，从此“子孙科第不绝”。去除其中的迷信色彩，我们说这个故事其实在宣扬刘家先祖有一种敬畏天地、礼让他人的美德，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当美德成为家传，是有利于家族兴旺发达的。
至于“世彩堂”的含义，更显示了这个家族有一种慈孝美德基因。明代首辅胡广在他写的《世彩堂记》中对“世彩堂”的含义作了解释——“盖取莱彩之义也”。南宋时，世彩堂有个叫刘勉的，告老还乡，四世同堂。在九十岁生日那天，县官和乡绅都来为他祝寿。当时他的儿子都有七十岁了，为父祝寿的情景就像二十四孝故事之“老莱子彩衣娱亲”。来宾们都认为此种幸福非常难得，相约为刘勉所居之堂取名“世彩”，祝愿这样美好的生活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在明代，世彩堂子孙中先后出了两位杀身成仁、忠君报国的烈士：刘朴、刘振之。
刘朴，字维素，曾任获鹿县知县，治平称第一。建文三年（1401），燕王朱棣起兵与侄子建文帝争天下，邻县望风归附，只有刘朴集民兵据守。他说：“小臣知有君，何知有君之叔哉？”战败被执，不屈而死。老百姓收其骸骨，葬于道旁，在城外建“取义祠”祀之。其子刘焕，永乐十二年（1414）举人。（按：刘朴的事迹见于光绪《慈溪县志》卷二十六，与同县向朴事迹雷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六十四曾就此提出疑问，但又认为既有祠庙祀之，也不能说没有依据。）
刘振之，字而强，崇祯三年（1630）举人，曾任鄢陵知县。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大军进逼鄢陵；鄢陵城小无法固守，有人建议速降，振之坚决反对。典史杜邦举也说：“城存与存，亡与亡，人臣大义，岂可偷生辱祖宗？”于是他们二人率全城官民据守。李自成大军一到，县城顷刻陷落。振之先去文庙祭拜孔子，然后秉笏坐堂上。义军索要县印，被他严词拒绝。义军将他绑在雪地里三天三夜，他骂不绝口，最后惨遭肢解而死；邦举也一同殉难。早先，振之有一书简藏在箧里，每年正月初一都要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又封上，别人都不知道上面写着什么。在他殉难后，家人打开箧子，发现书简上写着“不贪财，不好色，不畏死”——由此可见他这种杀身成仁的行为并非一时冲动。
刘纯熙，振之的季子，幼承家学，人称“道学才子”，明亡后郁郁而死，年仅二十一岁。纯熙的妻子姚氏，御史姚应翀之女，与纯熙同庚。丈夫死后，她屏绝铅绮，常年斋素，守节终身，至六十八岁去世，以从子为嗣。县志称她“不愧名家女妇”。
除了这两位忠贞的知县，明代的世彩堂子孙里还有犯言直谏的忠臣刘炜、刘安、刘世龙。
刘炜，字有融。正统四年（1439）进士，官居南京刑科都给事中。景泰四年（1453），为解决边储不足的问题，当时的户部提出方案：让那些罢退的官员捐粮，凡不属于贪污犯的，只要捐米二十石，朝廷即发诰敕以示奖赏。刘炜坚决反对，说：“凡罢退之官，大多劣迹斑斑。如果因他们捐米就发诰敕以示奖赏，就表明朝廷的诰敕只值二十石米，岂不让天下后世耻笑？这样的馊主意，只有不识大体的官老爷才想得出来。”皇帝认为刘炜说得对，当即停止该方案的实施。有一年山东闹饥荒，朝廷增派户部尚书沈翼前去赈灾。而刘炜指出：“当地已有尚书、少卿、侍郎、都御史等多名官员在主持赈灾了，如今再加一个沈翼，真可谓‘十羊九牧’，官多不办事。不如将职权集中交给南京户部，以尚书一人负总责。”皇帝又认为他说得对。刘炜于天顺四年（1460）出任广东参政，分守惠、潮二府。潮州有盗贼作乱，刘炜先招安，招之不服才派兵进剿，诛其首领，将余众内迁安置，避免了一场大屠杀，因此深得民心。他以劳瘁死于任上。归葬之日，当地百姓都来为他送葬，“素衣哀送者塞途”。
刘炜的曾孙刘士逵，字伯鸿。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人称“铁面御史”。他因为弹劾皇帝宠臣，并指“六部贿滥之弊”，惹得龙颜大怒，被降为临淮知县，终襄王府长史。士逵的曾孙刘勷，字宏先，登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江西道御史。刘勷的两个儿子：初吉，康熙十五年（1676）的进士；敦吉，平湖县学教谕。刘炜这一脉世代簪缨，跨越明清两个朝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定律。
刘安，字汝勉，嘉靖五年（1526）进士。他担任河南道御史，刚上任一个月就给皇帝上疏，大意是说：“人君贵明不贵察。现在国家没有治理好，就因为陛下没有分清楚‘明’和‘察’的区别。陛下为政苛察，已使大小臣工惊恐不安。希恳请陛下抓大放小，气量大一点，对臣下宽容一点。”结果皇帝龙颜大怒，命锦衣卫将他抓起来拷问，连为他说情的同僚也一并治罪。他被贬到余干县任典史，多有政绩；曾率百姓为抗洪修筑大坝，人称刘公堤。后来他又一步步晋升至凤阳知府，因治行卓异，赐正三品服。
刘世龙，字符卿。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嘉靖十三年（1534）南京太庙火灾，皇帝诏求直言，世龙上疏讲了三件事：杜谄谀以正风俗，广容纳以开言路，慎举动以存大体；还要皇帝“不遗故旧”，也就是看在先帝和太皇太后的面上，对先皇国舅张延龄网开一面；再有，南京太庙刚被烧毁，皇帝就不要再大兴土木了。他的奏折可谓切中要害，却惹得龙颜大怒，说他“讪上庇逆”，直接抓起来关进诏狱。审理结束复廷杖八十，打得他死去活来，又被削职为民。从此家居五十年，除了年迈的父母每顿都有肉吃，他自己吃素五十年，去世时穷得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族人为治衣冠葬之”。
除了犯言直谏的忠臣，世彩堂子孙中还有清官刘滂、刘廷诰叔侄。
刘滂，字伯雨。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官居礼部仪制司郎中。有一次刘滂因公事去见大太监刘瑾。刘瑾仗着皇帝恩宠，根本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但刘滂面见刘瑾，不过长揖而已。刘瑾很恼火，说：“哪里来的芝麻官，这么没大没小？”刘滂不为所动。有人给太监当奴仆，愿意出千金求刘滂通融，旌表其为孝子。刘滂笑笑说：“哪有投靠阉人做了奴才还能当孝子的？”那人羞愧而去。刘滂居仪曹十余年，清贫自守。辞官回乡后，有一天想吃肉，因囊中羞涩，在庭中徘徊半日，最终作罢。
刘廷诰，字汝钦，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曾任开封府推官，治下祥符县有冤狱，十年不得昭雪。有囚者梦见仙人对他说：“必刘推官至乃雪。”廷诰到任，果然为他平了反。转任袁州郡守，当时大奸臣严嵩弄权，手下奴仆也跟着作恶。廷诰不畏强暴，抓住其中的不法奴仆予以严惩。有同年进士官居要津，欲侵占官田拓私宅，廷诰不徇私情，力止之。升任四川按察使后，有巫山县百姓五十人，因被怀疑与强盗来往，遭官府羁押。廷诰发现冤情，先将他们全部释放，再让他们去抓真强盗以自证清白。一个月后他们果然抓来了真强盗。这五十人跪着对廷诰说“刘公生我”，视其为再生父母。转任广东布政使时，当地产贡珠，前任官员常借验收之机中饱私囊，而廷诰两袖清风，一概不取。
纵观世彩堂家史，有这样一种现象：凡做官的儿孙，必有积德的祖先；凡做官的祖先，必定要把美德传给儿孙。这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刘宪宠家族、刘滂家族、刘安父子等。
刘宪宠，字抑之，是明末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年轻时参加科举，还没结束，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弃考奔丧，连续为父母亲守丧，“不御酒肉，不处内者六年”。他于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曾任吉安推官。当时吉安下辖泰和、万安二县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郡守欲推行丈量法以制止土地兼并，宪宠积极支持，为此宁可辞掉了乡试考官的美差。他亲自下田丈量土地，使丈量法得以扎实推行。转任礼部仪制司员外郎，专管册库。当时各藩王府向礼部请名请封，都得给胥吏送礼，以免受刁难。宪宠上任后推行限期承办制度，规定凡此类申请必须当天呈报，使胥吏再不能以权谋私。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万历帝在举朝压力下打算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因心里还在犹豫，遂借口“册宝未具，传谕改期”。消息一出，举朝震惊，都认为皇帝此举动摇国本。宪宠与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是宁波老乡，他竭力鼓动沈一贯将皇帝谕旨封还，表示万死不敢奉诏。万历帝没办法，只得如期册封太子。太子生下皇长孙之后，又是宪宠建议“诸礼仪一依皇长子例”，这是为保证万一太子遭谋害，即可由皇长孙继位。由此可见宪宠为保证朝局稳定，极富深谋远虑。由于万历帝多年不上朝，宪宠等大臣们也都学皇帝的样子纷纷辞官回家。熹宗继位，宪宠复出，任太仆少卿，迁右通政；天启五年（1625）任南京太仆卿，因不满魏忠贤乱政，再请假回乡。家居期间遭阉党弹劾，被革职。崇祯初年魏忠贤倒台，宪宠官复原职，不久在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四岁。《东林列传》评价宪宠“谨慎自持，所谓狷者是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狷介之士。
刘宪宠的美德也来自家传：
他的祖父刘津是一个遗腹子。对母亲孙氏极孝顺。年轻时发奋读书，以作风正派见称。他曾亲自去舂米，邻妇见他不擅长体力活，自愿过来帮忙。他想到“男女授受不亲”，立即背米离开。刘津曾在湖州严氏家塾教书。主人敬重他，除脩脯外另有馈赠，怕他不收，就将银两偷偷塞在他的菱篓里。刘津回家后发现菱篓里有银两，立即返回湖州退还。
他的父亲刘廷寅也是一位孝子。廷寅小时候每次听刘津讲幼年丧父的痛苦，都会伤心落泪，所以也特别听刘津的话。廷寅年轻时颇爱喝酒，有一次和朋友饮酒，中途离席，朋友竟追到他家里耍酒疯。刘津听到了，质问他：“你平时就和这样的人交往吗？”廷寅见父亲责备自己，痛悔不已，从此滴酒不沾。
再说刘滂的另一个侄子刘廷诏，字汝纶，三岁丧母，对父亲刘洪极孝顺。刘洪患疡病两年，廷诏亲自护理日夜不休。有异母兄弟四个，廷诏各为他们聘师传授，为他们娶亲。叔父刘滂为官清廉，去世后无钱敛葬，廷诏代为料理。有位阮姓友人去世时留下孤儿，女家以男方家贫想要悔婚，又是廷诏出钱帮故人之子娶亲。
廷诏之子刘志伊，字可任。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官南京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他退休后绝迹公府，从不干涉地方官事务。所居厅堂极为简陋，有自题对联云：“恭敬温文力行古道，正直忠厚夙佩名言。”以清约终其身。他的孙子就是明末殉难知县刘振之。
刘安的儿子刘志德，一生钻研儒学，与父亲一起从祀慈湖先生祠。
志德的弟弟志业，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曾任临清知州。他的恩师高拱罢官回乡路过临清，当时有些地方官对高拱避之唯恐不及，而志业执礼甚恭，给落难的恩师以极大安慰。后来高拱再次拜相，欲破格重用志业，被他婉言谢绝，官至兵备副使。
刘安的两个孙子刘悌、刘憬都是孝子，《县志》称他们兄弟“事瞽母以孝闻”。
除了做官，世彩堂子孙中也不乏品德高尚的隐者：
第一位是宋代的刘继宽（1078—1154），字致明，号无阂公，生平业儒，隐居不仕，县志称“刘氏后世多闻人，其源自继宽始”。他写过一篇《救触网蝶辩》，讲他与僧人的一次争论。他与僧人闲坐，见一只飞蝶落入蜘蛛网中，便将飞蝶解救出来。和尚认为救了飞蝶，蜘蛛找不到吃的也会饿死，生命平等，主张不干涉。而继宽认为恻隐之心不可无，见死不救是不仁。辩到后来，和尚不再反驳，而是祝愿继宽“推广慈仁，宏济有情，使俱拜吾子之惠”。
还有一位是刘伯渊（1538—1640），字静之，号念亭。他于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万历九年（1581）调署临清工部营缮分司，专门负责为朝廷烧造、解运贡砖。在他之前，都是由官府派差役前去砖厂验收，差役大肆索贿受贿，结果官府花大价钱收上来的贡砖质量低下，工人被层层盘剥，辛苦劳作而收入很少，生产积极性不高。伯渊上任后，废除差役验收制度，改由工人相互监督，彼此检举不合格产品。这样一来，差役无从索贿，工人无须行贿，相互间也不敢包庇；贡砖质量提高了，工人收入也增加了，可谓一举两得。伯渊离任后，工人为表示感谢，专门为他树碑立传。明代《国朝献征录》有《司空大夫刘君伯渊陶政记》，就是写他这段经历的。
伯渊在五十岁时辞官回乡，从此喝酒赋诗，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在八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自嘲诗》：“谓我归田早，假令不早有何好？几人欲归不得归，黄犬东门添懊恼。”他认为尽早辞官归田可避免像秦国宰相李斯那样的悲惨下场。崇祯十年（1637），他满一百岁了，崇祯帝专门派使者登门慰问，晋封他为太仆寺少卿。这时，他还能健步出门迎接使者，“谢恩毕，腾觚飞爵，了无倦容”。
尽管世彩堂子孙出了不少名贤，但与几乎所有名门望族一样，再怎么讲“忠孝传家”，也免不了出几个不肖子孙，例如刘志选。
刘志选，阉党干将，在崇祯朝“钦定逆案”中名列“交结近侍”第一，被判秋后斩，罪状是“谄附拥戴。倾摇母后，驱逐戚臣，骂母之律尚宽，通内之诛难逭”，说他投靠阉党，质疑皇后出身，为另立皇后制造舆论。
志选是一名科举高手，他于万历十年（1582）考中举人，第二年就中了进士。他也曾是一名正直敢言的好官，在担任刑部主事期间，同乡姜应麟因“争国本”事件第一个遭贬，志选与同僚刘复初、李懋桧等连续上疏，仗义执言，表现得很有正义感。之后懋桧也遭贬斥，志选并无半点畏惧，他对万历帝说：“陛下谪懋桧，使人钳口结舌，蒙蔽耳目，非国家福也。”万历帝大怒，将他贬到福宁州任判官。不久迁合肥知县，“以大计罢归”，也就是因考核不合格被罢官。从此家居达三十年之久。直到光宗、熹宗继位，姜应麟等当初因为“争国本”遭贬谪的官员纷纷东山再起，只有他是因为当年考核不合格被罢的官，按规定不能重新起用。直到后来，他的同年进士当时任首辅大学士的叶向高路过杭州，志选赶到杭州陪玩了个把月。叶向高回朝后便推荐他担任南京工部主事，进郎中。宦海沉浮，终于使志选彻底明白了官场靠山的重要，虽已年过七十，却“嗜进弥锐”，越老越想往上爬。不久阉党得势，他便投靠魏忠贤，攻击东林党，甚至连他的恩人叶向高也没放过。此时魏忠贤想要废掉天启帝的正宫张皇后，另立他的侄儿魏良卿之女为皇后，便授意党羽写奏疏诋毁张皇后。别人都被这道奏疏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吓坏了，不敢领衔上疏，只有志选不怕。家人也鼓动他说，有魏公公挡着不用怕。从此志选更加死心塌地充当魏忠贤的鹰犬，官也越做越大，先任顺天府丞，又于天启七年（1627）升右佥都御史、提督操江。然而好景不长，崇祯帝即位，宣布“钦定逆案”，阉党成员遭到清算。志选自知性命不保，自己抢先一步上吊死了。崇祯帝安在志选头上的罪名很有意思，叫“倾摇母后”，也就是阴谋推翻皇后。当时刑法上没这个罪名，就比照儿子辱骂母亲的罪行判了死刑。其实那时刘志选已七十多岁，天启帝的张皇后才二十几岁。
《溪上遗闻集录》曾这样评价世彩堂刘氏家族：刘氏为吾邑望族，其中刘安、刘世龙等皆以直节扬美名，其后刘振之为国捐躯，大节凛然，似乎只有操江，也就是刘志选“玷其家声”，成了家族的耻辱，实在令人惋惜。
志选从小生活在一个慈孝大家庭里。他的父亲和叔叔“事继母以孝闻”，兄弟五十年不分家，一起吃饭，从来没有不和。他的曾祖刘铨是一名道德君子，弘治八年（1495）任丹徒训导。在刘铨还是弟子员时，有同学选贡遭淘汰，按次序该轮到刘铨，但刘铨竭力推辞，说该同学家贫亲老，应该把机会让给他。督学认为刘铨很仗义，就同意了他的请求。然而家族的慈孝传统，并不能保证志选继续成为孝子顺孙，相反，由于他身败名裂，给家族带来耻辱，只能被称作世彩堂逆子。
志选之所以晚节不保，原因除了个人利欲熏心，还有三点：一是政治黑暗、奸臣掌权的大环境，二是被罢官三十年的惨痛遭遇，三是家人的蛊惑。尤其是家人的蛊惑，据《明史》记载，志选之所以紧跟魏忠贤，是因为家人给他出主意——“惑家人言，谓己老必先忠贤死，竟上之”，说你已经老了，肯定死在魏忠贤之前；有魏公公保护，不会有任何危险。于是他豁出去了。《孝经》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当初志选投靠阉党，家人理应劝阻，而家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非但未加劝阻，反而积极鼓动，陷他于不义。可见志选最终身败名裂，成了世彩堂逆子，其家人也要负很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