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本篇·定法
问者曰①：“申不害、公孙鞅②，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③。此臣之所师也④。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注释〕① 问者： 指假设发问的人。② 申不害： 人名，战国时郑人。公孙鞅： 即商鞅，战国时卫人，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③ 奸令： 触犯禁令，这里指触犯禁令的人。奸，通“干”，触犯。④ 臣： 我，说话的人谦词。师： 师法，遵循。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①。韩者，晋之别国也②。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③，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④，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⑤。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⑥，连什伍而同其罪⑦，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⑧，惠王即位⑨，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⑩。惠王死，武王即位⑪，甘茂以秦殉周⑫。武王死，昭襄王即位⑬，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⑭，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⑮。应侯攻韩八年⑯，成其汝南之封⑰。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 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注释〕① 韩昭侯： 战国时韩国君主，曾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② 晋之别国： 晋国后来分裂成韩、赵、魏三国，所以说韩是晋之别国。③ 勃： 通“悖”，违背，背离。④ 万乘(shèng)： 万辆兵车，指军力强大。乘，四匹马拉一辆兵车为一乘。 ⑤ 饰： 通“饬”，整顿，整治。⑥ 告： 告发，检举。坐： 坐罪，定罪。⑦ 什伍： 秦国户籍制度规定，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告奸以什伍连坐。就是说，一家有奸，九家同告，如不同告，九家连坐。⑧ 孝公： 指秦孝公，战国时秦国的君主。商君： 即商鞅。⑨ 惠王： 指秦惠文王。⑩ 张仪： 人名，战国时魏人。⑪ 武王： 指秦武王。⑫ 甘茂： 人名，战国时楚人，曾任秦武王的相。周： 指战国后期的周。⑬ 昭襄王： 指秦昭襄王。⑭ 穰(ráng)侯： 即魏冉，战国时楚人。齐： 诸侯国名，范围包括今山东北部、东部和河北东南部。⑮ 陶邑之封： 前284年，秦、燕等五国联兵伐齐，秦占领定陶(即陶邑，位于今山东定陶北)，魏冉把它占为自己的封地。⑯ 应侯： 即范雎(jū)，战国时魏人。⑰ 汝南之封： 应在汝水之南，所以称汝南之封。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①，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②;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③，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 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注释〕① 首： 指披铠甲的小军官的头。爵： 指秦国的爵位级别，秦将爵位分为二十级。② 石(dàn)： 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相当于一百二十市斤。③ 齐： 通“剂”，调治。
【鉴赏】在先秦法家阵营中，韩非子可以说是一位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把此前法家学派中商鞅的“法”论，申不害的“术”论、慎到的“势”论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法、术、势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法家学说。在前面的《难势》篇中，韩非子已集中讨论过慎到的“势”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则着重讨论了“法”和“术”的关系问题。
韩非子首先对什么是“法”和“术”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简单地说，“法”，就是由官府公布的法律，是对臣下奖赏或惩罚的条令;“术”，则是由君主独自掌握的，是依据才能授官，按名分去责求实绩，操控生杀予夺的大权，考核群臣的方法。“法”，是臣下要执行和遵守的;“术”，则只有君主一人才能掌控。
“法”和“术”哪个更重要呢?这个问题韩非子也感到不好回答。韩非子认为，“法”和“术”正如衣、食对人而言，都很重要，都是急需的。人不吃饭，十天就会饿死;而在天气严寒的日子，不穿衣服也会冻死。所以，这二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前期法家人物中申不害只强调“术”，他教韩昭侯在韩国用“术”。虽然韩昭侯经常派人下去微服私访，抓住地方官吏的一些过错，搞得地方官胆颤心惊，以为韩昭侯有千里眼，时刻盯着自己;但韩昭侯实行了十七年的“术”治，也没能使韩国称霸。因为他“徒术而无法”，只知道用“术”，韩国的新旧法律互相矛盾，群臣在钻法律的空子，他也不知道对策，所以是不成功的。
同样，如商鞅那样，只讲“法”而不懂“术”也是不可取的。商鞅在秦国设计了严格的法律，信赏必罚。但“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可见，君主不知用“术”来控制大臣也治不好国家。
韩非子的结论是，一个君主要治理好封建国家，必须是“法”、“术”(还有“势”)并用，这样才能有好的效果。
韩非子对于“法”的强调，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但如何看待韩非子所提倡的“术”，以及其“术”要与“法”结合，而不能“徒法无术”或“徒术无法”的主张，这恐怕将要引起人们的争议了。因为客观地讲，韩非子所讲的“术”更多应该就是政治权术，甚至包含有阴谋诡计，是一种封建性的糟粕;而这种“术”要是与“法”结合，无疑也会使法律受到污染。
当然，这并不是说韩非子的“术”论就不含有丝毫的价值了。事实上，如果剥离了其中封建性的因素，“术”论中所包含的技术性的东西今天就仍有借鉴的意义和价值。韩非子的“术”论说，君主应该“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我认为这一点今天不仅仍然是合理的原则，而且还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广泛地使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