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本篇·守道
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①，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故民劝极力而乐尽情，此之谓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极于权衡②，而务至于任鄙③;战士出死，而愿为贲、育④;守道者皆怀金石之心⑤，以死子胥之节⑥。用力者为任鄙，战如贲、育，中为金石，则君人者高枕而守己完矣。
〔注释〕① 治世： 治理得好的社会。② 权衡： 秤锤为权，秤杆为衡，这里比喻法度。③ 任鄙： 人名，战国时秦国的大力士。④ 贲、育： 孟贲、夏育，两人都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大力士。⑤ 金石之心： 比喻像金石一样坚贞不变的心。⑥ 子胥： 指伍子胥，名员，春秋末期楚国人。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①。何以知之?夫贪盗不赴溪而掇金，赴溪而掇金则身不全。贲、育不量敌，则无勇名;盗跖不计可，则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贲、育见侵于其所不能胜，盗跖见害于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贲、育之所不能犯，守盗跖之所不能取，则暴者守愿②，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盗贞，则天下公平，而齐民之情正矣。
〔注释〕① 盗跖： 春秋末期著名的强盗，贪而不廉的典型。曾： 指曾参，孔子的学生，以孝闻名。史： 指史鰌，一名史鱼，春秋时卫国的大夫，以廉正闻名。② 愿： 谨慎。
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①，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祸②。何也?今天下无一伯夷，而奸人不绝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则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得非。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③，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④，则贞士不失分，奸人不侥幸。寄千金于羿之矢⑤，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尧明于不失奸，故天下无邪;羿巧于不失发，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寿而盗跖止。如此，故图不载宰予⑥，不举六卿⑦;书不著子胥，不明夫差⑧。孙、吴之略废⑨，盗跖之心伏。人主甘服于玉堂之中⑩，而无瞋目切齿倾取之患⑪;人臣垂拱于金城之内⑫，而无扼腕聚唇嗟唶之祸⑬。服虎而不以柙⑭，禁奸而不以法，塞伪而不以符⑮，此贲、育之所患，尧、舜之所难也。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⑯，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不独恃比干之死节⑰，不幸乱臣之无诈也;恃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为天下结德者，利莫长于此。故君人者无亡国之图，而忠臣无失身之画。明于尊位必赏，故能使人尽力于权衡，死节于官职。通贲、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惑于盗跖之贪，不以财易身;则守国之道毕备矣。
〔注释〕① 伯夷： 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长子，因推辞君位而外逃。后又反对周武王伐商，周灭商后，不食周粟而饿死。② 田成： 指田成子，即田常。③ 贤： 德才好的人。不肖： 与“贤”相对，德才不好的人。④ 尧：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传说中的圣君。⑤ 羿： 指后羿，夏代东夷族有穷氏的部落首领，以善射著称。⑥ 宰予： 即宰我。孔子的学生，在齐国做临淄大夫，反对田常夺权，失败后被杀。⑦ 六卿： 指晋国掌权的六大贵族，即范氏、中行(háng)氏、智氏、赵氏、魏氏、韩氏。⑧ 夫差(chāi)： 春秋末期吴国的君主。⑨ 孙、吴： 指孙武、吴起，两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⑩ 玉堂： 指王宫。⑪ 瞋目： 怒目，瞪眼。⑫ 金城： 金石一样坚固的城，指都城。⑬ 扼腕聚唇： 左手扼住右腕，噘起嘴唇，愤怒怨恨的样子。嗟唶(jiè)： 哀怨叹息。⑭ 柙(xiá)： 关猛兽的木笼子。⑮ 符： 古代朝廷传达命令或调兵时的凭证，用金、玉、铜、竹、木等制成，分成两半，各执其一，有事时合之以验真假。 ⑯ 豫： 通“预”。尾生： 人名，传说中最守信用的人。⑰ 比干： 商纣王的叔父。
【鉴赏】“守道”，即守国之道，也就是确保国家政权的原则。
君主如何才能保住自己的宝座不被他人所占?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国家不被颠覆还要国富兵强?法家思想家韩非的回答很明确： 实行法治。
实行法治，首先是要制定完善的法制。什么样的法制才算完善呢?这乃是个立法的原则问题。韩非说：“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韩非将这样制定的法令，称为“圣王之立法也”，可见他对这种“立法”原则的推崇，认为这样制定出来的法令是最完备的了。
细绎韩非推崇的“立法”原则，要点不外乎三个方面： 一是厚赏，二是重刑，三是采取措施保证法制的完善。
先看“厚赏”。“厚赏”就是要给有功劳者、为国拼死杀敌者、替君主竭忠尽力者以优厚的赏赐，使他们位高爵显，宠极荣耀。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是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吗?冲上去有赏，后退不仅无赏，连脑袋恐怕也难保住，你还不拼命向前?更何况向前冲还可落得个为国为君竭忠效力的美名。应该说，“立法”坚持“厚赏”，这可是以韩非为代表的中国法家思想的一大特色和一大创举。中国过去的电影中，当官的在战场上总是用“冲上去赏金条若干、银元若干”的口号去激励士兵，大概这都是从韩非那里学来的。
再看“重刑”。“重刑”其实不是韩非的发明，韩非之前的很多法家人物都有这种主张。如商鞅有“王者刑九赏一”之说，管子说：“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管子·重令》)韩非不过是继承了这些说法而已。韩非的逻辑是：“以其所重禁其所轻，以其所难止其所易，故君子与小人俱正，盗跖与曾、史俱廉。”因为轻罪尚且受到重罚，岂不让人吓倒?这样，就谁也不敢犯罪了。谁也不敢犯罪，就达到了“以刑去刑”、“以罪止罪”的目的，天下自然太平了。韩非的这一观点，后代的君主中有不少信奉者。秦始皇重刑，天下“刑徒遍地”，这自不必说;近两千年后，明太祖朱元璋也认准了这一点，有明开国之初他便亲手写定《大诰》，规定了族诛、凌迟、弃市、枭示、斩、挑筋、去指等三十余种酷刑。而在此后的四十年间，他处理的案例，有记载的凌迟、枭示、族诛案有几千例，弃市以下则有一万多例，真是触目惊心!而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他之所以“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二三九)
韩非的另一条“立法”原则，是采取措施保证法制的完善。而这一条实际则是执法的原则。在韩非看来，执法最根本的原则，是不要“离法”而失人心。“离法”，一是会造成法令制度的失准，这如同调兵不用兵符，度量而没有尺绳和权衡，将会使社会上是非不分、公正和正义蒙羞，而奸诈和欺骗盛行;二是社会既失准，则人心就会混乱，不再有人为国家和君主守法尽忠。所以，直到今天，司法的公正仍是一个公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公正执法不仅关乎法律的严肃性，而且也是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期盼。
当然，以韩非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虽然某些观点仍对我们今天的依法治国有借鉴和启发作用，但从根本上讲则是与现代由西方输入的法律精神不同的。因为近现代西方的法律观念是与民主、平等、自由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立法不单纯由某个君主或专政机关制定法律，公众只是被动地遵守。换句话说，现代法律的建立，已不再是统治者奖赏谁或惩罚谁的条例，而是“开门立法”，综合了各个利益群体意见的结果，而执法的基本内涵乃是正义。这与中国古代法家为专制君主一个人设计的法令是完全性质不同的。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在东方只是一个人(专制君主)自由……但在东方那唯一专制的人也不能自由，因为自由包含别的人也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韩非所谈的“守道”，只是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定和实施政令的原则，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并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