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
【译注】
我听说有人认为以农致富为上等差事，以商致富为次等差事，也就是说经商不如务农；我们郡坐落在山区，即使想务农也没有足够的田地来耕种，不经商能以什么为生呢？况且，农民能够缴纳十分之一的税，廉洁的商人也能够缴纳十分之一的税，商人的贡献并不比农民小。古代人痛恨不廉，并不是痛恨商人。
辑自汪道昆《太函集》，《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感悟】
歙县江輗（ní）希望长子江一凤去“学贾”，结合徽州地区的生存条件和经商之业在明代的发展形势，他认为经商是徽州人为了生存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之事。
【故事链接】
“商何负于农”、“贾何负于儒”的提出
中国是一个“重农轻商”的农耕国家，“士农工商”，商居末位，商人一直受社会轻视。但中国之大，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区，以农为本无法使人民丰衣足食。徽州就是这样一个特殊地区。徽州的学者读书做官，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对徽州无法以农为本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徽州商人给予了极大同情和帮助。早在宋代，在朝的徽籍官僚，就已经开始为徽州商人代言。嘉熙元年（1237年），担任监察御史的歙县人吕午要求朝廷准许徽州人用“会子”（一种纸币）以方便老百姓经商。明代中期以后，徽州土地与人口矛盾更加突出。徽州学者们在坚持儒家“民本”思想的前提下，修正了传统的重农轻商意识，提出了“商农并重”的主张。明万历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就明确说过“商何负于农”，意思就是经商不比做农差。明末岩寺谢卓卑视经商，他的母亲叶氏教训他说，读书做官是为了生活，经商也是为生活，“贾何负于儒”，意思就是经商不比习儒差。叶氏认为儒、商乃出一辙，批驳了轻视商人的观点。当时在徽州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认识。经商不比做农差、经商不比读书做官低贱的观念，极大地解放了徽州人的思想。人们纷纷理直气壮地走出去闯世界、下商海，造就了徽商兴盛300年的局面。
【延伸阅读】
“扬州是徽商殖民地”的缘由
“扬州是徽商殖民地”出于民国陈去病的《五石脂》一文：“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明清时期，扬州由盐业而盛，扬州是两淮盐业营运中心，是扬州最为繁华的时期。从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两淮盐商以徽商为主体。依据《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记载，徽州人在扬州经商的就有马、鲍、郑、巴、江、黄、吴、徐、程9个家族、81人，且都是著名的商人。另据嘉庆《两淮盐法志》，从明洪武后期至清嘉庆前期，两淮共有陕西、山西、徽州籍科举职官403人，其中陕西96人、山西21人，而徽州286人，占71%。徽商称雄扬州，不仅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他们资本雄厚，不少人在两淮被称为首商或总商，财力之丰，连乾隆皇帝也自叹不如。徽州盐商手中的大量资金，相当一部分用在了扬州，为扬州的城市建设和文化事业立下大功。明末清初，扬州曾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徽商以其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治坏道”、“葺废桥”、“治街肄”、“修码头”。如歙县鲍志道，嘉庆时为两淮总商。当时扬州至康山以西，至钞关北抵小东门，地势洼下，街衢容易积水，鲍志道便出资将街面砖改为石板路，抬高地面，使积水得以清除，这是促使扬州繁荣所必须办理的城市建设工程。尤其在文化建设上，徽商在扬州办教育、建书院、筑林园、兴诗杜、蓄戏班、演戏剧、印图书、藏古籍、研经史、行医术，大兴文化教育事业，使扬州不仅成为当时我国东南地区商业大都市，而且成为东南文化基地之一，对扬州的文化繁荣有着重大贡献。扬州学派同徽派朴学关系密切，“扬州八怪”中有两位（王士慎、罗聘）是徽州人，扬州的著名园林几乎都是徽商所有。徽派篆刻“歙四家”中的程邃、巴慰祖长期寓居扬州，“四大徽班”也是从扬州进京的。可以说，没有徽商的参与，明清扬州城市的繁华、文化事业的发达都是不可能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陈去病才说“扬州是徽商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