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其祖先一说为陕西邠州人，一说为河北幽州或正定人。后来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两岁时，父亲范墉（曾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病故，母亲谢氏因贫困而改嫁，范仲淹跟随其母来到山东淄州长山继父家中，改姓朱，改名为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朱悦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后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遂将认祖归宗之事提上日程，“使还姓，更其名”。朱悦从此变成了范仲淹。
天禧五年（1024年），范仲淹奉调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县附近）出任盐仓监官。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使张伦，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即今连云港至长江北岸一带）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海堤。经张伦奏请朝廷，调范仲淹出任兴化县令，全面主持海堤修建工作。几年后，重修后的海堤雄伟地屹立在黄海之滨。兴化县的百姓称这条海堤为“范公堤”，许多灾民甚至把范仲淹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主动改姓为“范”，甘愿做范氏家族的传人。
不久，范仲淹被提拔为大理寺丞，旋又被外派“监楚州粮料院”。其母谢氏病故后，范仲淹辞官回乡守孝。应天府留守晏殊闻讯后，便请范仲淹协理应天府学教务。守孝期满后，范仲淹来到京城，担任秘阁校理，负责皇家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事宜。身为秘阁校理的范仲淹人在秘阁，心系国家，“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早在乾兴元年（1022年）仁宗赵祯即位之初，章献太后以仁宗年幼为由垂帘听政，官员们遂纷纷奉承章献太后，而漠视仁宗赵祯。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满朝文武官员皆无异议，惟独秘阁校理范仲淹初生牛犊不畏虎，明确表示反对，说道：“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并写了一道奏章，请求太后将朝政归还给仁宗赵祯。结果可想而知，范仲淹被调离京城，前往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任通判。被贬出京时，前来为范仲淹送行的秘阁同事们对他说道：“范君此行，极为光耀！”
三年后，章献太后去世。范仲淹奉调回京，迁为右司谏。章献太后在世时，宰相吕夷简对之顶礼膜拜；章献太后去世后，吕夷简为讨得仁宗信任，竟然多次讲章献太后的坏话。郭皇后在仁宗面前揭穿了吕夷简的鬼蜮伎俩，宫廷争斗由此而愈演愈烈。在吕夷简的百般算计下，仁宗赵祯决意废黜郭皇后。仁宗的决定引发了朝中的一场轩然大波，范仲淹毅然带头，“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于是，范仲淹与同僚计议，明日早朝和吕夷简当面辩论。但第二天一早，范仲淹刚刚来到“待漏院”，就接到朝廷诏书，命其“出知睦州（治今浙江建德市梅城镇）”。吕夷简又派人前往范仲淹家里，催促他即刻离京赴任。范仲淹被迫离京时，又有送行的同事称赞他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
一年后，范仲淹由睦州转徙苏州。到达苏州不久，便赶上了大水灾，洪水无情地吞噬了农田，使得许多农田无法耕种。范仲淹遂上疏朝廷，提出治理水患的方案：“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得到批准后，范仲淹立即招募民工，组织实施。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得以重返京师，“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朝中官员对此虽颇有怨言，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批评。刚回京城不久的范仲淹对朝廷用人风气不正深恶痛绝，而专门绘制了一张“百官图”，于景祐三年（1036年）呈献给仁宗赵祯，并明确地向仁宗建言：“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于是，引起了宰相吕夷简的极度反感。不久，吕夷简便寻找借口，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由，将他贬黜到了饶州。由于罪名很大，范仲淹离京时只有集贤校理王质和龙图直学士李纮前来饯行，称赞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
史载：范仲淹第三次遭贬黜后，有人担心集贤校理王质会因为范仲淹送行而被指为范仲淹的朋党，王质却神色坦然地说道：“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曾经作过一首《四贤一不肖》诗来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讥诮不敢为范仲淹说话的言官高若讷。京城之人竞相传写蔡襄的诗作，以至于“粥书者市之得厚利”。
有道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政治上不得志的范仲淹被贬黜到饶州不久，一同前来的妻子李氏也病死了。仕途上的接连失意加上中年丧妻，迭遭不幸的范仲淹因此而引发了友人的同情和感慨。好友梅尧臣专门写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劝他汲取以前在朝中多次犯颜直谏的教训，学会明哲保身，不要再去得罪那些权贵们。范仲淹为之感慨万端，也写了一首《灵乌赋》回复梅尧臣，表示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梅尧臣和范仲淹的《灵乌赋》流传千古，不妨转录于兹：
梅尧臣之《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鵶鵶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范仲淹之《灵乌赋》：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矣。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两篇《灵乌赋》，使人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梅尧臣的《灵乌赋》劝说范仲淹痛定思痛，改弦更辙，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不要再像晦气的乌鸦一样一个劲地发表议论，得罪别人。“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范仲淹的《灵乌赋》则是一篇旗帜鲜明的人生宣言，表现出了与邪恶势力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大哉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既是一种坚定的人生抉择，又是一种高尚的操守品格。在范仲淹身上，不仅可以通过三次被贬黜而看出他的人生抉择和操守品格，而且在他后来的人生轨迹中同样清晰地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抉择和品格。
范仲淹在饶州呆了一年多，又被流徙到润州，然后又被流徙到越州。公元1038年，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在首领元昊的率领下，脱离宋朝，建立了西夏国。元昊自称西夏国皇帝，调集了十几万军马，大举进攻延州（今延安）一带。西北边境出现的战乱，令仁宗赵祯决定起用范仲淹，“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宋史·范仲淹列传》）其时，“延州诸寨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行，“迁户部侍郎兼知延州”，与主帅夏竦、副帅韩琦相互配合，迅速扭转了战局，开始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边境上开始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边境战事缓和以后，范仲淹回京，迁为参知政事。因感激仁宗的知遇之恩，范仲淹很快起草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北宋王朝的第一次改革——庆历新政由此进入实施阶段。
改革令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为之焕然一新，朝野上下开始出现了几许生气。范仲淹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吏治的改革上，为此派出了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然后将官员的政绩整理成册汇总上报。范仲淹在审查按察使报来的班簿时，只要看到不称职的，立马一笔勾销。富弼在一旁劝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不为所动，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范仲淹列传》）
由于范仲淹过于爱憎分明，主持变革以来，“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倖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而不倦”。（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性格上的缺陷迅速激化了政治矛盾，范仲淹、富弼便借“边陲有警”而离开了京城，致使改革中途夭折。朝中的对立势力抓住范仲淹、富弼离开京城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范仲淹及其主持的改革。仁宗皇帝于庆历五年初下诏，废弃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并且罢免了范仲淹的参知政事一职。一度居庙堂之高的范仲淹，被贬黜到了邓州任知州。
庆历六年（1046年）夏天，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即将落成，函请范仲淹为之作记，并随函送来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榜进士，情好甚笃。在范仲淹主持改革时，滕子京是积极的支持者。改革失败后，滕子京受牵连而被贬谪守岳州。于是，范仲淹便动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借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其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用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百折不挠的人生信念和追求。
仰观范仲淹，与其说有如火纯青的修养，不如说有清澈见底的真性情；与其说老成谋国可钦可敬，不如说其强烈的责任心感人至深。范仲淹身上富有的，不是修养和韬略，而是责任和情感，是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范仲淹的仕途之旅始终处在无休止的争斗之中，故而，他身上那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高尚品格才格外感人至深。因为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故而他身上绝没有古代官吏身上常见的尔虞我诈世故圆滑，惟有至阳至刚的浩然正气。因为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故而他的仕途生涯必然坎坷不平，充满了变数，而他人格的高尚伟大，也因此而得以与山河同在，与日月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