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轻叹怀才不遇

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

不要轻言“怀才不遇”

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怀才不遇”，一句旧式知识分子最喜好挂在嘴边的成语，至今仍口传心授。对此当如何看待，见仁见智。报载，某大学教授上街卖葱油大饼，打了条横幅。对此举，赞叹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许多在官场中“打拼一生”终无所获的人，见此情形，多怀恻隐之心，喜好以“怀才不遇”论之，嘲之。

以史观之，此种观点其实不一定然。倘若自视有才，想为国家民族干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业，务须考虑以下一些因素。

自己之才是否社会所需之才。中国人对才的解释很狭窄。古时，能背几句“子曰诗云”，即兴凑出几首四言八句，就被认为有才;今天，许多人总以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学得好就是有才。而在实际生活中，“才”用错了地方，也就不是社会所需之才。比如在官场，官员是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一个科学家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官员，却非要被逼着，用政策“诱着”其去做官，这样往往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有段时间，一些地方为体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竞相将一些教授、医生、科研人员推上“领导岗位”，其苦果很快结出：有时是误了事——干不成事;有时是误了人——误了那些“专家学者”的前程。更大方面讲，有时更是误了地——误了当地“发展”。报载，某医学专家做了几年“省部级”官员后，坚决要求回到手术台，一时成为举国共论之热门话题。相反的例子是，犹太人建国时，他们民族中最优秀者之一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拒绝了全民相邀的“总统”宝座。

长期以来，中国用人体制以“伯乐相马”为主。伯乐也是人，是人必有七情六欲。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战场上，要想获得发展，自己之才与上司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宋徽宗喜欢画画、写字，自然为蔡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后人如何评价蔡京，那是后人的事，宋徽宗没必要也没那种能力去预料。“投其所好”是中国人自古成功的诀窍，不然，那楚国的细腰女子为何不怕饿死?古代许多士人，的确有才，但他们却选择在山林中隐居，不让才为别人所知所识，如何发挥?那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如果不是运气好遇着周文王，再等几年岂不成了一抔黄土!即使后来成就了大业，以今天“年轻化”之标准，“出道”也还是稍晚了点。真正聪明的，倒是诸葛孔明先生，他表面上“躬耕南阳”，实则广结朋缘，八方让人做“活广告”，终让玄德先生从徐庶那里知道了他的大名。

世上有才者，大多有致命缺陷，用今天的话说，多属“优点比较突出，缺点也比较突出”的有争议人物。这也符合辩证法讲的“有高峰必有深谷”的原理。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在西藏，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也在西藏。关羽、张飞都属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人，但两人都有致命弱点：关羽太骄傲，张飞不善体恤下属。二人于是都败在其弱点上。某些缺陷，有时可原谅，而有时就不可原谅。比如，许多有才者都好喝酒，战争年代，又遇出征或打了胜仗，皇帝赏一坛，陪着喝几杯也无妨。酒泉这个地名，据说就与汉武帝赏赐部下喝酒有关。但在和平年代，再以喝醉为名装疯卖傻则绝对不行。

除此之外，自己之才是否为属下接受，为同级认可，是否应时势之需等等，也至关重要。比如《失街亭》中与马谡一同领兵出征的王平，虽懂得不能将兵放在山上，但马谡不接受，他也无可奈何。又比如在战争年代，需猛打猛冲，只要有“力拔山兮”的硬功夫，即可“功盖世”，但在和平时期，仅有一身“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本事，能派上多大用场?

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要说世上人才很多不一定是事实，但才不能尽其用则是“真理”。少叹“怀才不遇”，才能拥有准确“定位”的美满人生。还可以想得更宽一点：自己真有才，未“为知己者用”，错在不能“知己者”，亏在不能“知己者”，与己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