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的戏弄和赵衰的祝贺
只有那些有过切身体验的人，才会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深刻乃至是痛入骨髓的认知。战国时期的名将廉颇、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等，都曾经历过被罢官夺权大起大落的苦楚，因而也都对身边的白眼狼们耿耿于怀，气愤不已。大将军廉颇曾经为此而气得咬牙切齿：“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即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然理也，有何怨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齐国相国孟尝君田文的遭遇更是如此：田文被免去相国之职以后，“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三千食客中肯留下来帮助他共度时艰的，只有区区一个冯驩。等到田文重新担任齐国相国以后，从前离去的食客又接踵返回，田文由此而感慨万端地说道：“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则劝慰他说，“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史记·孟尝君列传》）
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门世俗必修课面前，任谁都难以轻松过关。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原本是晋献公诡诸庶出的大儿子，晋献公继位后，按照古代的规矩，立嫡出的儿子申生为世子，重耳则安于自己的公子身份，和申生相处得很是融洽。后来年迈的晋献公因过于宠信骊姬，而想让骊姬所生的小儿子奚齐接班，于是和骊姬联手逼死了太子申生。申生死后，重耳和另一个公子夷吾便被骊姬视为太子奚齐日后最大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停地在晋献公跟前编造谎言，鼓动晋献公几次派人前去诛杀重耳。重耳无奈，只得被迫放弃贵公子优哉游哉的生活而背井离乡，亡命列国长达19年之久。
重耳流亡国外的19年中，有12年是在母亲出生之国狄国度过的。重耳还在狄国娶了妻子，生活颇为安逸。乃父晋献公死后，国内朝野请求公子回国继位的呼声很高，但重耳审时度势，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便婉言谢绝了国内派来的使者，继续客居狄国。于是，公子夷吾便乘机回国做了新君，史称晋惠公。虽然客居狄国的重耳继续得过且过，无意回国与乃弟夷吾争夺国君之位，但夷吾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将兄长重耳视为潜在的巨大威胁，派人秘密潜入狄国刺杀重耳。重耳在狄国难以安身，不得已而动身前往齐国避难。离开狄国以后，重耳才真正体会到了处处遭人白眼、戏弄的痛苦：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史记·晋世家》）
在《东周列国志》中，劝告重耳之人变成了狐偃：
重耳离了翟境，一路穷苦之状，自不必说。数日，至于卫界，关吏叩其来历。赵衰曰：“吾主乃晋公子重耳，避难在外，今欲往齐，假道于上国耳。”吏开关延入，飞报卫侯。上卿宁速，请迎之入城。卫文公曰：“寡人立国楚丘，并不曾借晋人半臂之力。卫、晋虽为同姓，未通盟好。况出亡之人，何关轻重？若迎之，必当设宴赠贿，费多少事，不如逐之。”乃吩咐守门阍者，不许放晋公子入城。重耳乃从城外而行。魏犨、颠颉进曰：“卫毁无礼，公子宜临城责之。”赵衰曰：“蛟龙失势，比于蚯蚓。公子且宜含忍，无徒责礼于他人也。”犨、颉曰：“既彼不尽主人之礼，剽掠村落，以助朝夕，彼亦难怪我矣。”重耳曰：“剽掠者谓之盗。吾宁忍饿，岂可行盗贼之事乎？”
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饥而行，看看过午，到一处地名五鹿，见一伙田夫，同饭于陇上。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田夫问：“客从何来？”偃曰：“吾乃晋客，车上者乃吾主也。远行无粮，愿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资，而问吾求食耶？吾等乃村农，饱食方能荷锄，焉有余食及于他人？”偃曰：“纵不得食，乞赐一食器！”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此土可为器也！”魏犨大骂：“村夫焉敢辱吾！”夺其食器，掷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将加鞭扑。偃急止之曰：“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车拜受。田夫不解其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诚痴人耳！”
晋国贵公子重耳因为在故国和狄国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故而难以忍受颠沛流离的苦楚，在饥饿难耐之际不仅连口饭食都找不到，反而遭到了土人的无情戏弄，诚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是乎那块小小的土块便成了压垮重耳的最后一根稻草，重耳一肚子没处发泄的无名怒火顿时找到了发泄的地方，遂勃然大怒，“将加鞭扑”。重耳这种冲动的表现，正像苏轼在《留侯论》中所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属于市井社会中屡见不鲜的匹夫之勇、鸡虫之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貌似强者的好勇斗狠，其实恰恰说明了当事人内心的极度空虚和极度脆弱。
赵衰或曰狐偃的说辞则令重耳耳目一新。不论是《史记·晋世家》中赵衰所言“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还是《东周列国志》中狐偃所言“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都把土人的戏弄解释为一种吉祥的预兆，解释为上天假手土人授予重耳土地。由于土地是国家的基础和象征，上天居然假手土人授土地给重耳，在玩政治的人看来，自然是一种莫大的吉祥之兆。于是，重耳听后立刻高兴起来，郑重地“拜而受之”——至于《东周列国志》中狗尾续貂般的“田夫不解其意，乃群聚而笑曰：‘此诚痴人耳’”等数语，只不过表明了编者蔡元放见识的浅陋而已，压根不值得重视。
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就会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产生全然不同的喜怒哀乐。土人的一个随意性的举动，在重耳的眼中是莫大的难以忍受的羞辱，经赵衰狐偃一说，反倒成了神秘意味极浓的吉祥之兆。真的是“三寸气在千般用，就看会用不会用”。赵衰、狐偃都是追随辅佐重耳成就了一代伟业的名臣，其见识高出同侪并不奇怪。这里，重要的是他们在关键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不盲目地跟着主人的思维转，而善于引导主公变换角度看问题，这一聪明机智的思维方式无疑值得后人借鉴。
在这个故事中，如何看待土人的戏弄，对流亡者重耳来说真的是一次艰难抉择。由难以承受流亡的苦楚，而迁怒于土人；由冲动任性地想要鞭笞土人，到听了赵衰或者狐偃的劝说后转而将土人呈送来的土块视为上天的赏赐，转念之间，重耳的内心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其说是针对土人，不如说是重耳对自己的流亡生涯重新拣回了信心。重耳的这一抉择直接影响和支撑了他的流亡生涯以及他的整个人生。重耳在历经劫难之后，苦尽甘来，做了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迅速强盛，他自己因此而成了和齐桓公齐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土人当年所呈送的土块，对于重耳坚定其人生选项的影响，也随之被刻意放大，而赋予了某种神秘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