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的双重面具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曾经先后在隋唐两朝为官的裴矩，竟然也具有橘树的这种双重属性，在隋炀帝杨广手下时是一个十足的佞臣，在唐太宗李世民那里则成了令人仰止的诤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八》中有感而发：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裴矩何以会有前后判若两人的不同面孔？
裴矩，本名世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出身名门，是北魏荆州刺史裴佗之孙，北齐太子舍人裴讷之之子。早年历仕北齐、北周、隋朝，曾参加隋灭陈国之战，并率三千敝卒定岭南，隋文帝杨坚为之欣喜若狂：“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隋书·裴蕴列传》）
此后，裴矩受命经略西域十余年之久，发挥其外交家战略家的才智，用计使突厥内部互相攻杀分裂，严重削弱了突厥实力，成功地消除了突厥对隋朝的严重威胁。随之文武并用，开展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四十国臣服朝贡于隋朝，“拓疆数千里”，“交通中西，功比张骞”。《新唐书·陈杨封裴宇文郑权阎蒋姜张列传》载：
矩知帝方勤远略，欲吞并夷狄，乃访西域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至御座，顾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西域多珍宝及吐谷浑可并之状，帝信之。仍委以经略，拜民部侍郎。俄迁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此后，因为隋炀帝好大喜功，精于揣摩主子心理的裴矩为投其所好，竟然做出了一连串的谄媚行径。《北史·裴佗列传》载：
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张掖、武威士女盛饰纵观，填咽周互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惧慑，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
其年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又令交市店肆皆设帷帐，盛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人贸易，所至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矩至诚，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孰能若是。”
借西域诸国前来朝贡，裴矩蛊惑炀帝盛装洛阳，助长奢靡浪费之风，虽然讨得了杨广一人的欢心，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削弱了国家的财力。司马光据此抨击说：“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唱导也。”
裴矩的另一个不可宽恕的过错是迎合隋炀帝炫耀武力、穷兵黩武的变态心理，鼓动出兵高丽。在随同隋炀帝北巡突厥时，遇到私访突厥的高丽使者，隋炀帝怒高丽私交突厥对隋隐瞒轻慢，裴矩不顾国内义军纷起的严重现状，建言第三次出兵高丽，争夺东北。
从帝巡塞北，幸启人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人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曰：“高丽地本孤竹国，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列为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朝于突厥，亲见启人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服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北史·裴佗列传》）
在裴矩鼓动下隋军出兵高丽结果是又一次损兵折将，严重消耗了隋帝国的实力，加深了国内动乱。
隋炀帝出巡扬州被起义军截断归途时，随同在侧的裴矩实话实说，立马遭到隋炀帝的斥责。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遣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北史·裴佗列传》）
后来，当面对军心涣散噩耗频传，裴矩索性建议把扬州的女子征集起来，分配给卫士们“恣欲”，以稳定军心鼓舞士气。隋炀帝大喜过望，称赞说：“公定多智，此奇计也。”随即下令实施。裴矩的馊主意没能帮助隋炀帝扳回危局，却成功地笼络了军士胥吏，在宇文化及兵变时，隋炀帝杨广未能逃脱一死，得到骁果军将士拥戴的裴矩却幸免于难。
隋炀帝死后，裴矩被弑君叛乱复又称帝的宇文化及任命为河北道安抚使、尚书右仆射。后又被义军窦建德部俘获，任吏部尚书。窦建德兵败被杀后，裴矩率余部降唐，继续受到重用，先后担任殿中侍御史、民部尚书等职。
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善于观察君主心理的裴矩马上发现了李世民喜欢和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交流，于是主动改弦更辙，由过去专一以谗佞取荣为能事，改为实话实说、犯颜直谏。《资治通鉴·唐纪八》记载了裴矩劝谏太宗李世民的一则典型事例（正是这则裴矩谏试贿的掌故，令司马光浮想联翩，大发感慨）：
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在援引上述掌故之前，司马迁援引了几则唐太宗李世民励精求治、从谏如流、闻过则喜的掌故：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向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征金瓮一。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一望即知，把裴矩劝谏试贿的掌故和这几则掌故排列在一起，目的在于宣扬太宗李世民如何励精求治。须知，这些故事均发生在贞观之治之前。
如同《隋书》所言：“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无疑具有过人的才华，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属于“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跳假神”的货色，故而才能游刃有余地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生活中与裴矩相近的戴有双重面具的“聪明人”不可胜数，他们因为聪明而左右摇摆，为了谋求自保而不敢坚持，既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打心眼里看不起。但话说回来，只要风清气正，他们还是会弃恶从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