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风俗：并非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并非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季羡林曾说：“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一些细微末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能知道，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求学十年之久，德国的风土人情使之深受感染。德国人严谨的言谈举止，以及他们对于风俗习惯的保留，给季羡林先生带来巨大的震撼。风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而中国自古就有重视风俗的优良传统，古时历代君主皆遵循“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等祖训，而对风俗的研究也是对一个民族文化认识的必然道路。

坚持不懈，亲近风俗

中国风俗的重要性，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过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存在，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对于像季羡林先生这样博通古今的人而言，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风俗习惯对于民族文化乃至于中国的发展都是举足轻重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季羡林与段宝林同车，段宝林谈起印度两大史诗，却遗憾没有中文译本，季羡林也有同感。但令段宝林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季羡林竟独自一人担负起翻译《罗摩衍那》的工作，这对于没有细致研究风俗文化的人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季羡林先生是一个高瞻远瞩的人，他早年就开始研究风俗与民俗，其中的内容早已熟记于心。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部共六大卷、十多万行的巨型史诗被翻译成中文。

季羡林先生大力宣扬风俗文化的重要价值，一路走来，坚持不懈，与那些自居“精神贵族”的“伪君子”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下苦功夫，亲身探索风俗

风俗习惯多来源于民间，所以要下苦功夫，全面而详细地搜集资料，一点一滴的小问题都不能放过。季羡林先生认为，任何对风俗习惯的研究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是要花大力气、事必躬亲的。

记得季羡林先生研究糖的历史时，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图书馆，独自一人查阅中国古代的典籍，其中的烦琐枯燥可想而知，但他却乐此不疲。季羡林先生几乎翻遍了《四库全书》，找遍了中国风俗的书籍，终于在80多岁高龄时写出《糖史》一书。书中内容几乎囊括了中国从饴糖到甘蔗红糖，再到现在的白糖的历史。书中对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的考证细致入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风俗的悠久历史，以及季羡林先生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

季羡林先生对于风俗习惯的研究硕果累累。他本人还无偿捐赠了许多藏书，如《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民间诗律》等，这些书原来都是放在他正屋的书柜中，由此可见他对于这些风俗书籍的重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季羡林先生在《谈国学》一书中引用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一句话：“或者叫作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人们对于中国的风俗只看到了局部，而忽视了整体。

民族的风俗习惯，往往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特性，一个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特征。季羡林先生曾说道：“要同别的民族交往，必须懂得这些特点，不然的话，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小之引起一些不快，大之则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一个优秀的东方外交官，更是应该了解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一旦触犯了某些风俗禁忌，随之而来的麻烦也是意料不到的。

季羡林先生对当初编辑出版的《东方风俗词典》十分满意，这部70多万字的书弥补了风俗书籍上的空缺。他用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来赞扬这部词典正是“知时节的好雨”。它的出现一定会对风俗习惯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中国风俗的研究也会更进一步。

季羡林先生一贯的作风就是严谨，他说过，那些虚玄的空头理论他是不屑去知道的，要知道实事求是、从事实出发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对于风俗习惯的研究一定要从根本做起，坚持从整体入手，不放过任何的小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