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治学方法：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近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的治学方法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季羡林先生认为，无论是人文社会学家，或是自然科学家，真正想做学问的，都离不开这10个字。其中最关键的是“大胆”和“小心”。因为研究任何一个新问题，必先有某种假设，否则就是抄袭别人的旧论，拾人牙慧，而假设则是越大胆越好，越大胆越有创新力量。有了假设之后，不要认为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结论，必须严谨小心地求证，千万不要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信以为真，一定要多方探索，慎思明辨。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无懈可击了，然后才可下结论。

季羡林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在学术上的创造性也是世人瞩目的。在他的著作里，学术的创新与治学精神密不可分。可以说，治学精神是学术的灵魂，季羡林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于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术贵在创造

季羡林先生重要的一条治学理念便是“学术贵在创造”。这个宝贵的信条是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瓦尔德斯米特导师传授于他的。季羡林先生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导师要求他尽量删去一切无用的陈言。自此以后，季羡林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自己的论文要求极为严苛，必须要有学术新意或者提出新的见解，有时也会提供新材料，用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和攻克学术难点，并把重复前人研究成果视为大忌。

众所周知，季羡林先生在佛典语言研究方面是翘楚，《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是他重要的创造性研究成果。早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羡林先生便跟着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在一番深入学习之后，他就用《福力太子因缘经》中的一些译文翻译与吐火罗文进行对比研究，用来解决吐火罗文在语义上的一些问题，这一点让西克教授“大喜过望”，对他也是“奖誉有加”。季羡林先生正是采用这种取平行异本比较研究的方法，翻译了大量的异文文献，为翻译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季羡林先生1982年开始对《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时，也是采取平行异本比较研究的方法，历经五六年的时间才完成翻译工作。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也使吐火罗文的研究工作更上一个台阶。

另外，季羡林先生在梵文和巴利文方面造诣也很深，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很大，因此要对中印文化关系进行研究，找一些全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他在格丁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了南斯拉夫文。他师从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唯一的听课者。最终他在论文答辩、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秀”，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梵文和印度学方面的一些创见是前所未有的，开创出研究中印文化的新领域。

重视考证

季羡林先生认为学术的创造性不是凭空想象，新的见解也不是主观臆想，要有材料为依据。观点来自于材料，有一分材料，就有一分话语权。因此，季羡林先生认为在学术研究上要重视考证，搜集材料时要有“竭泽而渔”的气魄，辨析材料时要有“如剥春笋”的精神。

季羡林先生曾在194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的论文。为了完成这篇论文，季羡林先生考据了大量的语言材料，譬如生僻的阿育王铭文、新疆尼雅俗语文书、和阗俗语残卷、混合梵语佛典，以及阿波布朗舍语、于阗塞种语和吐火罗文，还翻阅了龟兹文资料。正是这些丰富而严谨的考证，使他发现了中世印度西北方言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语法特点，从而才有了这篇论文的问世。

在《糖史》一书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季羡林先生对考据的严谨，全书大量引证了中国古代文献，如农书、医术、游记、笔记、类书、科技书、地理书等，还有外国人的游记和著作，凡是与糖史有关的文献资料，他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引证，网罗殆尽。

追求“彻底性”

学术问题不是单一而论的，一两篇论文并不能把所有问题全部解决，还需要不断发掘新的材料，不断验证、修订和完善。而“彻底解决”一直是季羡林先生的目标，只要有不解的地方，他一定会抓住不放，直到真正解决。

1947年，季羡林先生对长期以来“佛”是梵语中的Buddha（佛陀）的错误音译进行了纠正，并在《浮屠与佛》一书中阐述了大量的观点。他指出“佛”的音译词应该是来源于吐火罗文，但对此仍有疑惑，虽然“佛”在汉语和吐火罗文中都是单音节，但是“佛”在古代汉语中属于浊音，而吐火罗文却是属于清音。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季羡林先生的心头，终于在1989年出版的《再谈浮屠和佛》中，才真正确定“佛”是源自于中亚新疆小国的语言。而这两者之间横跨了40多年。季羡林先生追求“彻底性”的治学精神令人钦佩。

学术上的创新、重视考证和追求“彻底性”无疑是季羡林先生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他留给学术界以及现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