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慈善：道德积累的开端
道德积累的开端
慈善是良好道德的发扬，又是道德积累的开端。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个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一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宣传教育，要舆论引导，更要实践、参与。
什么是道德？季羡林先生认为，道德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可以洋洋洒洒写上一本书。但是简单说来，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群体意识，更是一种不依靠外力制约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十分特殊，与法律条文无关，需要由内心的良知来支撑。道德当中包含了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诸多概念，从古至今都担负着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大功能。
季羡林先生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和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定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除了法律和行政手段需要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以外，道德就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行为规范和调节手段。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慈善是最好的道德风尚，慈善当中既有“仁慈”，也有“善念”，包含了中国传统道德中“忠信孝悌”的一切准则。
道德伦理下的慈善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中，“伦理”二字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也展现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慈善”观念。所谓的伦理，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准则，传统的儒家讲三纲六纪、五种人伦，就是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虽然这种纲常制度当中有许多封建思想，但从根本上来说，伦理关系是以“慈善”为目标的，强调处理好一个人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并且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兴盛。
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最讲究“仁爱”和“善心”，即往往彰显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弱者，谴责霸权，这同西方所倡导的道德迥然不同。在中西文化之中，道德伦理观念无法等同，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中外的文化交往在很多方面是难以相互理解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早年住在欧洲时经常看见小孩子打架，一个孩子十六七岁，另外一个孩子七八岁，结果年纪小的受欺负被打倒在地，痛哭流涕却无人理会，反倒有一些人对那个大的孩子竖起拇指，夸奖他有勇力。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一定会有很多人责备大孩子，认为他怎么可以欺负年纪小的呢？但是欧洲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力量和拳头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年纪大小，只要能想办法把别人打倒，就是正当的、应该被鼓励的。季羡林先生还说，他在欧洲时，见到许多老人的晚年非常可怜凄凉，儿女亲人不在身边，他们的孝道观念也比较淡薄，往往只为老人提供财物上的赡养和帮助。
英文中没有与“孝”同等意思的词汇，可见西方人对孝道十分陌生。西方的文化从海洋起源，向来崇尚力量、挑战、刺激和竞争。他们的道德中彰显真实力量的美感，西方人因“真”而“美”，认为“善”是上帝之能，而不是人间存在的东西。但是中国并非如此，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讲究仁善和谐、中庸之道、彬彬有礼，因“善”而“美”，反倒不太在意“真”。而且中国人最讲究孝道，儿女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这就是“仁慈”和“善心”的力量所在，在传统道德伦理下构建起的慈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
善举来自恻隐之心
季羡林先生认为，中西方的道德标准各有长处，没有优劣之分。但不论是哪个国家的人，恻隐之心人人拥有，这是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施行善举的根源。我们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批判性继承，保留精华部分，去掉封建等级的糟粕，同时西方优良的道德传统我们也应该学习，没必要全部排斥。
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整个社会的灵魂，聚集着无数良知的闪光点。善举不仅是一种公益行动，更是个人的一份慈善积累。季羡林先生说，相比孔孟提出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一个人良好的道德修养，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必须从小进行教育引导。通过社会舆论宣传，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善举当中，并以此为荣。因此，慈善是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
季羡林先生认为，虽然每个人天生都有恻隐之心，但经常会被物欲和利益所蒙蔽，如果不进行教育引导，面对利益争夺，恐怕很难彰显善心，做出一些善举。社会上有的人，连做慈善都有利己目的，比如要图个好名声，或者为了逃税避税，或是因为上级号召不得不响应。这样一来，善举就扭曲变样了，跟恻隐之心毫无关系。因为做慈善有动机，就是世俗；做慈善无动机，才是道德。
关于行善举的小事，有一个例子。有一次季羡林先生去外地开会，临走前，将一株心爱的君子兰交给负责打扫的保姆，但这位保姆并不懂得如何浇水照管，结果君子兰被高温晒死，季老十分难过。当家人想去指责保姆失职时，季老却说：“他人犯错，常有己过啊！这件事也不能责怪保姆。”即使痛失心爱之物，但季老仍能以仁慈善念为先，不愿给别人增加心理负担。更何况并不是保姆故意将花晒死，而且自己也没嘱咐清楚，因自己有过在先，别人才犯错的。
此事虽小，但季羡林先生却本着仁善慈悲之念，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他一生都遵循行善举的准则，凡事理智在前，道德为先，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师的过人之处。“一生报国赤子心”，这句话最能表达季老的人生观，他在逝世之前，就已经决定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赠给北京大学，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都是一笔巨额财富。
季羡林基金会到现在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季老虽已不在，但他的仁善之心永存，他的奉献仍然存在，在国学、语言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中，都有他存在的意义，他为慈善做了定义，更为道德做了典范。他是真正的大写的“人”。“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对他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