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社科院文学所王学泰先生去世，微信上读到王先生2012年应某刊邀请所拟给杜甫的一封信。信末，王先生特别请求杜甫，晚年为何离开成都草堂，可否提供一个明确的说法。如果不能起老杜于地下，这点似乎已经成为不解之谜。但如果仔细研读杜甫诗歌，不难发现杜甫对此早有交待。我对此研读的新说，1979年曾写成文字，初稿直到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十年集《敬畏传统》时方刊出。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篇学术文字，当然很不成熟。修改增补后，分为《杜甫为郎离蜀考》（刊《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和《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刊《草堂》1985年第1期）发表，中外学者对此看法不一。流传不广，大约王先生并未看到。其中关键证据，则为杜甫永泰元年（765）秋，客居云安之初所作《客堂》一诗。本文拟结合前述拙文，对该诗给以剖析解读。
先录《客堂》全诗如下：
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客堂叙节改，具物对羁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芦笋绿。巴莺纷未稀，徼麦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辞木。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主忧岂济时，身远弥旷职。循文庙算正，献可天衢直。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
各本校勘有不少细节的出入，重要的是第七句“旧疾廿载来”，廿，《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卷六作“甘”，“甘载”不词，据九家本、百家本、蔡本、分门本、黄本、赵本改。从诗中所叙物候来说，如“徼麦早向熟”“漠漠春辞木”等句，应在春末夏初，肯定未入秋。地点则因有“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二句，肯定在居云安以后，是因病而栖泊于此。云安为夔州属县，去夔州仅百里。杜甫在云安住到次年初春方移居夔州，居云安逾半年，其地可以肯定不是他出行的目的地，属于临时泊居，此历来讨论已多，早作定论，在此不展开。王嗣奭《杜臆》以为居夔后作，仇兆鳌以后多从之，也属可能，在此也不讨论。
按照宋以来的主流说法，杜甫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在严武再次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入参幕府，任节度参谋。次年严武卒于任，杜甫在蜀无所依靠，又见蜀乱在即，乃匆忙买舟东下。其间有许多无法解释得通的地方。其一，严武卒于四月末，已近仲夏，可以肯定杜甫在春间已准备离蜀，四月末已在江行途中。杜甫与严武交谊密切，然其集中绝无临丧吊哭之辞，仅有《哭严仆射归榇》，末云“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时已寄居峡中。其二，杜甫初离成都的目的地何在？论者多以为《去蜀》是初离蜀时所作。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难道他离开成都之初就准备入湖南吗？研读杜甫居峡及出峡入湘诸诗，显然不是。直到入湘之初的《登岳阳楼》，他所表达的还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无奈，也就是说，如果江东亲朋有一信送达，他更愿意东下就食。“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应是入湘后作。三，杜甫三峡诗多次说到离蜀与为郎之关系，如“两京犹薄产，四海绝随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瓜时犹旅寓，萍泛苦夤缘”，瓜时指职务交接之时，此职务必不指幕府，而指郎官，即因入京为郎时间已过，自己还困居旅途，只能漂泊为生。再如《夜雨》“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寄岑嘉州》“伏枕青枫限玉除”、《秋兴八首》“画省香炉违伏枕”，所述都是同样意思。难道杜甫不明当时官制，给你个虚衔就真以为可以入京为郎了？他陷入了幻觉，不断在做个人的迷梦吗？他会将个人与全家的生命和前途都交给这一幻想吗？显然不能作如此判断。也就是说，宋以来占据主流说法的解释根本无法成立。
前引拙文作了以下几点考释。一，入幕与为郎不是一回事情。杜甫再入严幕在广德二年（764）秋冬间，诗中所述着衣以戎服为主，不涉绯袍银鱼之类与郎官有关的服饰。严武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朝廷恩准并颁下服饰，在永泰元年春初，有《春日江村五首》纪其事。如云：“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是说自己已经准备在草堂度过余生，身体也一直不好，然而朝命下达，荐贤得准，且先于幕府群材，心情是荣幸，惭愧，感激。更直接的表达是这一首：“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以王粲、贾谊自比，王是遇乱漂泊他乡，贾是中年被召，文帝前席叩问，自己得兼二人命运，当然更以被召为荣。二，唐代检校官制，前后期有很大不同。玄宗时期主要指未实授的官职，中唐后都是虚衔，没有实际的意义。这一转变的时间，可能在代、德之间。从《文苑英华》所存贾至、常衮所撰除官制词看，代宗初期应该还维持着未实授的本意，但在仆射、尚书一级高层检校官中，所指已经有所变化，中层文官则未变。因此，杜甫在蜀中接受的是检校郎官，必须在限定时间到京就职后，方能真除郎官。三，从蜀中入京有北出剑阁、褒斜道一途，但路途艰难，不合适老年人。沿江东下经江陵北上，路途虽远，舟车皆较方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所选择的就是这一道路。
杜甫离蜀，初行经戎州、泸州，心情颇好。到渝州，有《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是说我已等你很久，你还不到，是观景吟诗耽搁了吗？峡中气候恶劣，江行艰难，对不起，我先走了，但会在江陵一柱观等你。渝州即今重庆，距离云安、夔州已经不远，杜甫至此仍无在峡中滞留居住的考虑。他在忠州有几首诗，从《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淹泊仍愁虎，深居赖独园”看，大约已经发病。勉强到云安，再无法坚持，只能住下养病。
经过以上铺叙与解释，再来读《客堂》，就能完全理解他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心声。
《客堂》是一首古体诗，押入声韵，凡四十二句，在杜诗中，属于中篇。开始四句写离开成都以后的经历。少城，即小城，是成都西南的一处地名。草堂亦在成都西南浣花溪畔，故借指草堂。“忆昨离少城，而今异楚蜀”二句，写出出行近一年来的经历。夔州、云安其地在巴蜀、荆鄂之间，非楚非蜀，隐约说明自己处身之地的尴尬。“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二句，写弃舟暂居峡中，其地多山，林莽森密，暂居山麓，周遭环境与成都大异其趣，也是“异楚蜀”之具体描述。其后六句，交代居泊峡中的原因。消，即指消渴，今称糖尿病，是因代谢功能衰退引起血糖偏高造成的疾病，其症状多体现为口渴、尿频、视力衰退、浑身乏力，甚者会导致器官病变而死亡。杜甫深于医学，有此病已逾二十年，深知危害与处置之方。兴冲冲地准备出峡赴京，但病情危殆之时，果断选择留峡休养将息，希望稍得痊愈后再成行。与《客堂》同时所作《客居》一诗中，写到“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病脚也是消渴疾所引起。杜诗中还多次提到风痹，即今所谓风湿性关节炎，颇严重。
“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死为殊方鬼，头白免短促。老马终望云，南雁意在北。别家长儿女，欲起惭筋力。”这一段写病重后的心情，既有衰惫之感，也有强自宽慰，最体现杜诗的情怀。“旧疾”句较易理解，杜甫早年得病，绵历二十年而得保全，自己当然一直深自惕厉，凡事小心，一旦复发，也深明事态之严重。“衰年”句，前人评说较多。张溍说：“二句言抱病更历多年，似乎年数已足，不敢奢望寿考也。”李植云：“衰年只得旧疾，此亦足矣。”汪灏曰：“久而未危，此心亦足。”虽有差别，大旨近似。“死为”二句，后句如卢元昌解为“头白而死不为夭年”，杨伦云“言年已衰，非为不寿”，仍为老杜之宽解与自慰，然提出“死为殊方鬼”句，足见他已有客死异地的巨大不安感笼罩心头，感到了生命的威胁，乃至为了生存放弃入京为官的机会。这是现实，这是杜甫在人生至暗时刻的理性选择，也是困顿中的无奈安排。接下两句，赵次公认为是对古诗“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改写，伪王洙注认为二句“以所居非故国，皆自喻也”，都很精当，我还愿意指出前句更见杜之壮心未已。“别家”二句，延续上句思归情思。杜甫最后一次省家是在乾元二年（759）初，至此已近八年，孩子们渐渐成长，当然可喜，也借说自己别无成就。“欲起惭筋力”句，最见消渴病人浑身乏力、精神不振之状态。
此后八句，方回到诗题，写居处周围的景致与物候变化，这些对栖泊客居中的诗人有些许的安慰，但时光之流逝，更让作者感到人生机缘之稍纵即逝，然久困病中，又有什么办法呢？由此引起对自己命运之关切。
“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前辈声名人，埋没何所得。居然绾章绂，受性本幽独。平生憩息地，必种数竿竹。事业只浊醪，营葺但草屋。”此节叙述自己被选郎官之幸运。唐尚书省是朝廷政令之执行部门，分吏、礼、兵、刑、户、工六部，每部下设四司，工部员外郎是此司之副职，从六品上，职守为辅助郎中“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唐人重郎官，以其为清要官，但在六部中，又有具体区别。如《南部新书》卷丁云：“省中司门、都官、屯田、虞部、主客，皆闲简无事。时谚曰：‘屯田水部，入省不数。’”大约工部也差不多。但杜甫对此则看得很重，即凡膺选为郎官者，例皆为才俊之士，所以他自我省视，已感荣庆至极。所谓“前辈声名人”，若指诗名曾声震一时者，如王绩、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孟浩然、李白等，皆曾名重天下，都未能得及此位。“居然”六句，重复了他在初授郎官时所作《春日江村五首》中的意思，自己本性还是喜欢幽静孤独，已经有独守草堂，终老浣花溪头的考虑。离开草堂前数月，他有《营屋》《除草》《长吟》诸诗，所述恰是种竹除草、营葺草屋的情景。这时他五十四岁，在唐人确已近暮年，再要追求大的事功，机会已经很渺茫。杜甫是很理性的诗人，他对人生处境始终看得很清楚。然而严武奏授郎官，银章、朱绂之颁下，完全改变了他的初衷。这毕竟是他回归中原、回归朝廷的难得机缘，他似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成都，离开草堂。这一选择，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
在表述久怀退隐之际后，杜甫笔锋急转，强烈表达仍愿意归朝为朝廷出力的愿望：“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主忧岂济时，身远弥旷职。循文庙算正，献可天衢直。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这里的上公，应该包含严武，但亦不止严武一人，即严武以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身份为杜甫请官，如果是幕职，多只要节帅奏请即可，而朝廷郎官，则要有朝中显官出力。很怀疑其人是贾至，广德二年任礼部侍郎，且长期与杜甫有诗书联系。所谓“累奏”，是說多次努力而有结果，并非一奏即有郎官之授。薄禄，是诗人的谦辞。唐代京官薪俸不及州郡官，杜牧文集中有记录。但对于杜甫来说，家园在他乾元二年初从华州东归故土时，那里已经历战事，不复旧貌。他在西南漂泊多年，并无经济来源，多靠友人接济。入京为官，至少可有一份体面的收入，维持全家的温饱，对他还是重要的。当然更多地来说，在世乱未靖、朝野多事之际，为君王分忧，为国家出力，杜甫更感觉是身为人臣必须承担的责任。然而自己远在峡中，距朝廷如隔霄壤。朝廷给了职位，自己则因染病而久旷职守，确实是不愿意看到的。“循文”二句，既称赞朝政举措得宜，大政有节，也设想自己有幸入朝，可以对朝事之得失表达所见。“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以此两句作一结，强烈表达入朝的愿望，虽然个人力量是如此轻微，对朝政的匡补可能毫不足道，然而他早年不就说过吗：“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国家为社稷出力，是自己的天职所在，一息尚存，自当奔竞裨补，何计得失？何况自己有官职在身，更有不可推卸的使命。
“形骸今若是，进退委行色”，最后两句，总括全诗，应该作单独的解读。形骸，指病后的躯体。消渴病人因为消化代谢功能的衰减，浑身乏力，食欲退减，急速消瘦，容颜憔悴，往往形于外表。杜甫至此居峡中已逾半年，体力不济，身形剧变，这是他时时可以感觉到的。下一步怎么办？让他很为难。进，当然是立即出峡，赶赴朝廷，但衰弱如此，再加道途艰辛，他深知病体无法受此劳顿，强求北上，很可能身殁中道。退，当然是归蜀，然而成都还回得去吗？从杜甫云安、夔州诗中，可以见他时时与蜀中朋友保持联系，更关心蜀中的治乱。事实是，他出行不久，蜀中严武旧部就发生内讧，战事频起，浣花草堂其后也被崔宁妾任氏所占。也就是说，退路早已不存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在夔州继续静养。
《客堂》之写成，距离杜甫获得郎官之任命，大约一年时间，诗中反复叙述的去留不决的犹豫困惑，应该是就职时限已到的缘故。重病而有生命之虞时，他对放弃一生追求的为国效力的机会深感可惜，但人生有时真无法做出别的选择。我们可以理解杜甫的痛苦，这一段至暗时刻，他的胸中激荡着高亢的家国情怀，也不能不面对艰窘的眼前困难。选择很痛苦，最后理智战胜了激情，他选择在峡中继续居住。
杜甫在夔州居留两年，存留四百多首诗歌，达到一生诗歌艺术的巅峰。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作品是他在身患重病、生计艰困的情况下写出，对这位伟大诗人必然更增敬意。前人曾有质疑，峡中景物瑰玮如此，杜甫为何时时咒骂，心生愁苦，如果理解他的处境，自不难作出合理解释。
杜甫在大历三年春放舟出峡，暂住江陵，一是有弟弟援接，二是旧友李之芳时任荆南司马，可以接待。入秋李之芳病故，他在江陵幕中也频遭歧视冷遇，《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首有一节云：“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结舌防谗柄，深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得丧初难识，荣枯划易该。”最见他处境之艰难。从公安到岳阳，他已走投无路，“亲朋无一字”，哪里有消息他愿意往哪里去。因为旧友韦之晋出任湖南观察使，他选择了溯湘南下。后来的这些经历是他写《客堂》一诗时所无法逆料的，但也是当时的选择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回到本文的开头，本文就杜诗原文，代杜甫所作离蜀原因的解答，不知能否解释王先生当年的困惑，烦请读者诸君给以裁断。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