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拉封丹(1621~1695年),法国寓言诗人,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1621年9月7日或8日生于夏托蒂埃利,1695年4月13日死于巴黎。他生于香正涅一个小官吏的家庭,在农村长大,熟悉大自然和农村的生活。19岁到巴黎学神学,一年半后又改学法律,毕业后获得巴黎最高法院律师头衔。他耳闻目睹法院黑暗腐败的内幕,不久便回乡去过安闲的乡绅生活。但他不能胜任父亲遗留给他的水泽森林管理的职务,也不善于管理家业,被迫于1653年和1656年出卖土地,最后到巴黎投靠当时的财政总监富凯。富凯给他年金,让他写诗剧。1661年富凯被捕,他写诗向国王请愿,得罪了朝廷,不得不出奔里摩日,自此对封建朝廷甚为不满。1663年末返回巴黎,常出入沙龙,对上流社会和权贵有了更多的接触和观察的机会。60年代初他结识了莫里哀、拉辛和波瓦洛,促进了他的艺术观的形成。1664年,他开始发表《故事诗》。1688年发表了《寓言诗》第一集,引起很大反响,建立了他的文学声誉。第二集于1678年至1679年间发表,《寓言诗》最后的第12卷直到1694年才问世。拉封丹还写过一部韵文小说《普西赫和丘比德的爱情》和一些科学诗,如《金鸡纳霜》等。但晚年他向朝廷靠拢了,同贵族社会来往密切。在“古今之争”中,他写诗攻击贝洛的进步观点,同保守派一起维护崇古守旧的文艺思想。
《寓言诗》是拉封丹的代表作,共收入239首寓言诗,彼此独立成篇。拉封丹从伊索寓言、希腊罗马和印度寓言家的作品以及民间故事中汲取题材,进行加工创造,诗集反映了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作品表面上描写了自然界各类动物。但实际上写的却是人间社会。诗集中出现了国王、领主、廷臣、市民、教士、法官、学者、农民、手工工人等形形色色人物;涉及当时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还涉及哲学、宗教等经济问题,描绘的社会生活画面相当广阔。《寓言诗》首先对封建王朝和它的统治机构的黑暗腐败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患瘟疫的野兽》中,出现的是一幅朝廷的写实画,狮王的虚伪、大臣们的蛮横霸道、阴险毒辣,小民的无辜和受宰割,都跃然纸上。诗歌一头写群兽中流行瘟疫,引起它们极大的恐慌,于是狮王开会征询意见。它说这是老天爷“因为我们的罪恶,才降下这灾难”的,只有“我们之中罪恶最大的祭献给愤怒的老天爷,才能使大家得到痊愈”。狐狸马上谄媚狮子说:“国王审慎深虑,无微不至……”这番话博得满堂喝彩。对于大野兽的滔天罪恶,其它野兽“一点不敢冒犯”。而驴子自己承认啃了舌头那么大一块青草,便被说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结果伏了法。《死狮的葬礼》则把廷臣描绘成“一群变色的蜥蜴”。《大黄蜂和蜜蜂》等篇犀利地指责法院鱼肉人民,法官有如凶恶的猫王。在《寓言诗》描绘的这幅现实图景中,还有对这个制度的支柱一封建权贵和僧侣的抨击。《狼和羔羊》通过狼和羔羊之间生动的、戏剧性的对话,揭露了“强权即公理”的豺狼逻辑,恶狼吞噬羔羊是现实生活中贵族阶级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形象写照。《小母牛、山羊和绵羊跟狮子合伙》描写狮子依仗武力霸占了全部猎获物,写出封建权贵对人民的蛮横掠夺。诗歌写到狮子和它的合伙者一道分配猎获物时说:“第一份应该是我的,理由是我叫作狮子,这是不容有异议的。第二份,根据权利,也应该归我;这个权利,你们知道,就是强权。我最勇敢,因此我要第三份。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敢去动第四份,我就立即把他扼死。”诗集还暴露了贵族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把他们比作“很美的人头,可是没有脑子”的半身像(《狐狸和半身像》);“只有衣服是他们的一切才华”(《猴子和豹》);谴责贵族常在农田打猎娱乐,“使小民遭殃”(《园丁和贵族》)。《小公鸡、猫和小鼠》则揭露了披着宗教外衣无恶不作的伪善僧侣。在《寓言诗》中,反映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内容占有重要地位。《死神的樵夫》描写农民在捐税债务、战事徭役、家庭重压的负担下,终年不得温饱,“精疲力尽,痛苦不堪”,“何曾享过欢乐”?《补鞋匠和银行家》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穷人并不希罕“人们自认为之辛劳的那样东西”——金钱,《樵夫和默居尔》也赞扬了樵夫不贪财的可贵品质。正是在这些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身上,作者看到了他们诚实勤劳的美德。《寓言诗》中收集了不少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得来的格言或教训。拉封丹很重视这些格言和教训,认为寓言诗的灵魂就寓于其中。例如:“慈善本来是好的;但是对谁讲慈善?问题就在这里(《乡下人和蛇》)”。“对于人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和平本身是极好的,这点我同意;但是遇到不守信用的敌人,和平又有什么用处呢?”(《狼和绵羊》)“要工作,要勤劳;劳动是最可靠的财富。”拉封丹站在破了产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映了17世纪封建社会趋向没落的历史现实,从而使《寓言诗》在古典主义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寓言诗》在艺术上造诣相当高。拉封丹十分重视《寓言诗》的结构,把诗集看作“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他将每一篇短短的诗歌都写成一部小小的剧本,有开场、发展和结局,既简练集中,又富于戏剧性,正是由于采取了戏剧形式,对话便必不可少,他善于在诗中穿插性格化、拟人化的动物对话,跌宕起伏,显得别致有趣。拉封丹的语言既流畅自然,又精巧细腻,具有法兰西民族所特有的轻松、优雅和幽默感,加之他善于收集民间语言,贴切地应用到诗歌中,因此他的诗篇语汇丰富、且接近口语,其中包含着健康的人民的智慧,富有人民性,这样,他的对话如日常生活那样活泼自然,又鲜明而生动地揭示出动植物千姿百态的心理状况,起到一针见血鞭挞现实的效果。《寓言诗》中,狮王惺惺作态:“至于我,为了满足贪婪的胃口,我吞噬过许多绵羊……但我想,人人都像我这样认罪才好;因为根据公正的立场,应该罪最大的作牺牲。”狐狸极尽谄媚之能事,说狮王吃羊是“吃这类贱民,这批坏蛋,算是罪恶吗?不,不。您把羊拿来大嚼一番,正是给了羊很大的面子……”这些富有个性的语言简短精练,深入浅出,是拉封丹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拉封丹还是法国自由诗体的开创者。他喜用自由诗体,也采用亚历山大诗体,除了12音节、10音节、8音节诗句,还有7音节、6单节甚至两三个单节的诗句,韵律千变万化、朗朗上口。拉封丹开创了自由诗,并以其流畅自如、富有抒情色彩的优美语言使这种诗体一下子就达到成熟阶段。《寓言诗》的写作波及全欧,使得这种体裁广泛流行开来。拉封丹的出色的幽默和他的寓言故事的语气本身,都带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普希金曾经指出,“天真朴实是法国人民与生俱来的天性”,拉封丹在自己的寓言中特别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寓言家拉封丹是典型的古典主义艺术家,其寓言的鲜明、准确和清晰的形式首先使他和古典主义拉近了距离。拉封丹的诗文和谐自然,机智灵活,常常成为非常完美的谚语和格言,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敏锐的思想和对人们的生活、习俗、性格行为的精辟见解,拉封丹的遗产之所以能广泛地深入人民生活,他的作品的情节、形象、语汇在法国人的口头和书面语言中能够广为应用,其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