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13年以后。《梁书》本传称其书为《诗评》，此书隋代有《诗评》、《诗品》两称，到后代只流传《诗品》一称了。著者钟嵘(约468－约518)，南朝梁著名文学批评家。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诗品》有《四部备要》本三卷。陈延杰的《诗品注》(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较好的注本。《诗品》是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产物。它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诗歌批评“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混乱情况而发的。目的在于用自己的批评准则去纠正当时文坛的混乱局面。全书分序文和正文两大部分。序文是总论。正文将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述，每品一卷。

《诗品》论诗坚决反对用典和声律论。钟嵘尖锐斥责了宋末、齐梁诗坛“文章殆同书抄”，“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的用典之风。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文章可以用典，而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不能用典。钟嵘生活的时代，声律论风靡一时，“永明体”诗风泛滥。钟嵘认为过分讲究声律，会使诗歌“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诗歌“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只要音律自然和谐就行了。反对过分拘忌于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诗律是对的，但钟嵘对声律论本身对诗歌艺术的贡献认识不足，所以其观点也就不免偏激。《诗品》反对用典和声律论，目的是主张提倡“直寻”，“自然英发”，“真美”，即诗歌的自然美。这对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诗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诗品》非常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概括又主要是运用形容比喻的辞语来进行的，而不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其中不少概括往往一语中的，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直到今天仍然被不少论著引用。如说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嵇康的诗风“峻切”，左思的诗“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等等。这样的概括评价方法，使人感到鲜明贴切，对后来许多诗话有显著的影响。《诗品》在概括诗人风格的时候，常常是从比兴寄托、风骨和词采、诗的“滋味”、诗中的佳句等几方面着眼的。如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刘桢的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张协的诗“使人味之亹亹不倦”，称谢朓的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遒”等。《诗品》在评论作家作品的时候，根据诗歌体制风格的互相类似，指出了作家间渊源继承的关系，对汉魏和齐梁时代五言诗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看法，从而为文学理论批评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虽然钟嵘对渊源继承这样复杂的问题处理得过于简单化，不免牵强之弊，但是这种历史的观念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其中的一些论点对于我们今天划分诗歌流派仍然有一定的启发，如认为左思的诗“其源出于公幹”，陶渊明的诗“又协左思风力”等。

在诗歌产生的根源这个问题上，《诗品》表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感召和激动人的性情，于是产生了诗歌。《诗品》在艺术上要求诗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即风骨与文采互相结合。在表现手法上，主张比兴和赋交错使用。《诗品》非常强调诗歌的形象性特征，认为有“滋味”才是好的诗歌，反对玄言诗一类“淡乎寡味”的作品。以上这些观点都显示了钟嵘对诗歌艺术特色认识的卓越成就。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钟嵘也不能完全摆脱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他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有过分强调辞藻的毛病。因此也就必然使他在给诗人定品第的时候，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如把陆机、潘岳定为上品并置干左思之上，把曹操列为中品，把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等。《诗品》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后人常常把它同《文心雕龙》相提并论。它对后代的诗论，诗话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