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是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建立的国家，从五代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建国至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被金所灭，共有二百零九年的历史，其中有一百六十六年是与北宋对峙的。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辽衰落时期，女真族兴起于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它在宋徽宗政和五年(1155)建国，1127年灭北宋。此后便与南宋对峙，直至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为蒙古所灭。

辽的契丹贵族统治者于建国初期并不重视文学，其习俗与中原地区的重文轻武恰好相反。建国燕京以后，疆域渐次扩大到今河北、山西北部，与汉族人的杂居促进了契丹族习俗的改变，他们逐步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并在汉族人的帮助下参考汉文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翻译、刻印了不少唐宋作家的诗文集及其他文化典籍，这对辽的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辽的国君、后妃及上层贵族统治者多能驾驭汉文并用来写汉文诗。辽有禁止书籍传入中原和私家刊行图书的法令，因而今存辽代文学作品为数甚少。圣宗耶律隆绪以前的六十多年，只有东丹王耶律倍的一首《海上诗》流传至今。圣宗以后，作者与作品稍多。辽相李俨作《黄菊赋》献给道宗耶律洪基，耶律洪基作《题李俨〈黄菊赋〉后》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这首模仿唐五代笔法的小诗构思还算有些新意，这已是契丹人写的较好的汉文诗了。耶律洪基的皇后萧观音(1040－1075)是辽代最有名的女诗人。她能自制歌曲，尤擅琵琶，今存《回心院词》十首及其他四首小诗。《回心院词》十首写于失宠之后的绝望之中，抒发了女诗人宫廷生活的苦闷。《回心院词》运用了楚辞的形式，从中可看出诗人较高的汉族文化和文学素养。天祚帝耶律延禧文妃萧瑟瑟(一作色色)是又一位女诗人，她的《咏史诗》反映了辽代末世的危机，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感慨，是辽代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诗作。总之，辽代文学成就较低，但它为金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金代文学与北宋文学有渊源关系，因而，实质上它是宋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词、文、戏剧、说唱、文论等都有一定成就，是金代文学的一大特点。

金代诗歌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金初，诗歌作者多是辽、宋旧臣和出使金国而被阻留的宋使，其诗词多抒写故国之思或仕金后的痛苦、矛盾之情。字文虚中的诗《在金日作》、高士谈的诗《杨花》、吴激的词《人月圆》等都较有名。金代中叶，南宋王朝已与金屈辱议和，北方相对稳定，各族的生活、文化融合更进了一步，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景在位时，诗人较多，作品也较金初丰富得多。蔡珪、王寂、刘迎、党怀英、王庭筠、赵秉文等人都有诗作传世，然而内容比较贫乏，艺术成就高低参差。较著名的诗人要数赵秉文，他的《长白山行》等揭露了贵族生活的穷奢极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疾苦。这个时期的词一般学习苏轼，风格豪放雄健，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折元礼的《望海潮·从军舟中作》可谓金词的代表作。金代后期，宣宗完颜珣迫于崛起于北方的蒙古的压力，于1214年南迁，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走死流离。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使诗风发生了转变，产生了许多关心现实的作家，创作了不少忧时伤乱的作品。赵元的《修城去》、《邻妇哭》，宋九嘉的《途中出事》，辛愿的《乱后》等诗，都是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这一时期产生的杰出诗人元好问的创作代表了金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他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不仅在金代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金代的文学批评也有一定成就。金中叶的文学批评家王若虚(1174－1243)论文强调辞达理顺，于诗反对模拟雕琢，主张“文章自得”，“浑然天成”。他推崇白居易、苏轼，而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诸诗人深表不满。王若虚的文学观点与前代进步的文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了金代一般作家的观点。

金代的戏剧“院本杂剧”(也称金院本)和说唱文学“诸宫调”也值得重视。由于民间艺术家和接近人民的作家的共同努力，北宋时代的“官本杂剧”发展为金代的“院本杂剧”，这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院本杂剧的出现为元杂剧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院本杂剧段数”多达六百九十本，可惜都已失传。“诸宫调”是金代重要的通俗文学样式。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说白，用来说唱长篇故事。北宋艺人孔三传首创这种说唱形式。金代诸宫调作品流传至今的只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无名氏的《刘知远诸宫调》。前者成就较高，被后人称为“古今传奇鼻祖”，它直接为元代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产生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