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年是夏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凭借《辛丑条约》，加紧全面控制清王朝，通过经济侵略，尤其重点掠夺中国的矿山、铁路等利权，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而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从财政金融、交通贸易、工矿企业，一直伸展到内政外交、文化教育乃至军事国防各个领域，中国已落入“名存实亡”的境地。而清王朝也甘当走狗，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并为适应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和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的需要，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巨额开支，加上沉重的赔款和偿还借款，统统以苛捐杂税形式落到广大人民身上。帝国主义的猖狂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农村经济更加残破，激起了农民新的广泛的反抗，也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限制。随着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如抵制美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也得到蓬勃兴起和发展。
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持续高涨的人民抗暴斗争，促进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觉醒，促进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迅速形成。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创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年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许多人视为“毒蛇猛兽”、“乱臣贼子”。1900年在惠州发动第二次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为他的失败而惋惜。当他回到日本后，迎接他的不仅有赞助革命的华侨，还有倾心革命的留学青年。在孙中山抵达日本后的几年间，留日学生急剧增至几千人，孙中山积极地在留学生中间进行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绩，大批留学生由爱国迅速转向革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的刊物大量出现。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相继出现。1905年7月孙中山由欧洲重返日本，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成立后，立即在两条战线上展开斗争，一条是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展开大论战。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保皇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大论战围绕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以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政治、要不要实行平均地权为中心内容进行。革命派旗帜鲜明地揭露保皇派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谬论，经过近两年的论战，缩小了保皇派的思想阵地，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另一条是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从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到武昌起义前，较大起义就有十多次，仅1907年5月到1908年4月，就有潮州黄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同时还有光复会发动的1907年的安庆起义，1908年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接着又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尽管由于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而遭到失败，但革命党人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鼓舞了广大人民，震撼了清政府反动统治的基础，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清政府除对革命活动加强镇压外，又宣布“预备立宪”，企图以政治欺骗手段抵制革命，应付强烈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但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以谘议局为讲坛，吁请从速召开国会，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对于揭穿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的虚伪性、启迪群众爱国精神和民主思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清廷1911年4月皇族内阁成立，立宪运动彻底破产，立宪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皇族内阁卖国集权的倒行逆施，又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把各阶级、各阶层人民推向反清革命阵营。“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颁布，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引出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1911年9月，湖北地区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四川保路运动的大好形势下，经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正式联合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2日武汉三镇光复。武昌首义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各地区的响应，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个省区，相继有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浙江、江苏、安徽、贵州、广西、福建、广东等十三省和上海宣布独立，一部分海军也转向了革命。与此同时，各地广大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汇成的巨大洪流前土崩瓦解。但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也潜伏了失败的危机。宣告独立的各省，大部分被立宪派所把持，资产阶级革命派只在少数几个省份掌握领导权。有的如湖北，起义者认为自己地位、资格不够，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黎元洪。有的省份，如湖南，则是立宪派发动武装政变，杀害革命党人，篡夺了革命领导权。有的省份，如江苏，旧官僚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共和制的拥护者，当上都督。立宪派和旧官僚站到共和的旗帜下，既加速了革命的进程，也增加了革命失败的危险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各省独立后，亟须建立统一的共和政府，11月9日，湖北以都督黎元洪名义通电各省，请派代表赴鄂商议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同时上海、江苏、浙江也发出类似通电，请派代表赴沪。最后各省代表到武昌，12月2日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归来”。组织民国临时政府一开始就和期待袁世凯反正联系在一起，为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埋下了伏笔。12月孙中山从海外归来，经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在它存在的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发布了不少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政令，并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建立和保卫共和制进行了斗争。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表面上宣布“严守中立”，实际上却以政治阴谋方式破坏革命，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革命派通过南北议和，与袁世凯已达成用革命成果换取他承认共和、逼清帝退位的初步协议，孙中山回国后，无法改变这种妥协的倾向，最后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2月13日，袁世凯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以制造兵变破坏定都南京和新总统南下就职，孙中山再次退让，4月1日正式解职。2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辛亥革命遂遭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没有也不可能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可参看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