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延安文艺整风后至开国前夕(1942－1949)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运动和创作。1942年，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党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文艺界也参加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根据地，活跃了根据地文艺运动。但是他们对新的生活、新的现实不熟悉，和工农兵群众在思想感情以至艺术趣味上有距离，有的甚至不会区别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据地的缺点和国统区的根本不同，以至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等思想对待现实中的问题，以及宗派主义情绪等。这样，发生了如“歌颂与暴露”之类的争论，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斗争不只得不到充分切实的反映，有的甚至出现了极为片面的错误的描写。而相持阶段根据地生活的极端困难，也加剧了这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连续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把革命根据地说得一团漆黑，甚至进行恶毒攻击，更增加了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混乱。党决定进行文艺整风，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文学进一步发展，于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就文艺整风问题两次发表讲话，这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解决了党领导革命文艺的理论、方法、方针政策等问题，确定了有名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与新的群众时代相结合的道路，为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整风后，由于《讲话》精神认真的贯彻实践，使解放区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和劳动生产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同在社会一样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新的思想面貌，特别是创造了具有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小说方面，除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孙犁、刘白羽等人的作品外，描写农民生活斗争的短篇《腊梅花》、《我的两家房东》(康濯)，表现农民阶级斗争和武装斗争的短篇《月黑夜》(杨朔)、《地雷阵》(邵子南)，章回体长篇《地覆天翻记》(王希坚)、《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反映农村办合作社的《高干大》(欧阳山)和互助组的《种谷记》(柳青)，以东北工人生产斗争为题材的《原动力》，都是有影响的篇章。

诗歌方面，工农兵群众的诗歌活动极为活跃，出现了象《东方红》、《歌颂领袖毛泽东》那样家喻户晓的新民歌。诗人在学习民歌基础上创作叙事长诗取得了突出成果。除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外，李冰的《赵巧儿》、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都是反映农民的苦难和翻身解放的优秀之作。还有田间的叙事长诗《戎冠秀》、《赶车传》，也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报告文学反映战争的题材占有突出的地位，刘白羽的《为祖国而战》，华山的《英雄的十月》，韩希梁的《飞兵在沂蒙山上》、《六十八天》，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则是报道人物的有名篇章。此外，解放区还出版了两部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和《渡江一日》，记下了伟大人民的伟大革命。

戏剧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产生了以《兄妹开荒》(王大化、李波、路山)为代表的小秧歌剧，它是把新的思想内容和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形式结合起来的新的歌舞短剧。在这一基础上创作了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多幕的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是杰出的代表。此外有以农村妇女为主人公的《赤叶河》(阮章竞)、《女英雄刘胡兰》(魏风、刘莲池)，反映部队生活、军民关系的《牛永贵挂彩》(周而复、苏一平)、《无敌民兵》(柯仲平)，描写除奸反特的《周子山》(水华、马可等)等。话剧创作有反映部队生活的《李国瑞》，反映农民生活斗争的《把眼光放远点》(胡丹沸)，反映党的路线斗争的《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陈波儿等)和反映工人生产斗争的《红旗歌》(刘沧浪等集体创作)等。京戏和地方戏曲改革也取得了新成果，创作了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三打祝家庄》(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新编秦腔《血泪仇》(马健翎)等。这些剧作，曾普遍演出，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及时的宣传教育作用。可以说，延安文艺整风和《讲话》的发表，根本改变了“五四”以来新文艺与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兵大众相隔离的状态，实现了文艺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作家与群众实际斗争相结合，开创了现代文学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