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主张以和平手段实现君主立宪政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发动了以国会请愿为主要形式、促进清政府实现君主立宪为目的的立宪运动。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取媚外人”和“掩人耳目”，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以调整官制、编练新军、奖励实业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政”。但“新政”的推行并未给清朝统治带来暂时的稳定，从1903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要求清政府向他们开放政权，公开呼吁实行君主立宪。日俄战争后他们以立宪的日本战胜专制的俄国为理由，呼声更高。在革命形势的震撼和立宪派的策划下，清政府中的一些高级官吏也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1905年后，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建议，派载泽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密奏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宽立年限。经过御前会议一番争论，清政府于1906年9月间正式宣布“予备仿行宪政”。消息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当年，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联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部分官绅和商学两界代表，在上海成立予备立宪公会，继而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也先后成立。1907年，康有为也在国外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了政闻社，次年春把政闻社本部迁到上海，加强国内的活动。所有这些团体共同宗旨是：拥护清政府“预备立宪”，“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坚决反对革命。

清廷宣布“予备立宪”原为形势所迫，并无诚意，真实目的在于消弭革命，并以改革官制的名义，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皇亲贵族手中。改革后十一个部十三名大臣、尚书中，满人亲贵占了七名，蒙古贵族一名，汉族官僚仅五名。立宪派见清政府立宪只取其名，不务其实，便从1907年秋开始，各省代表陆续到达北京，向清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三年之内召开国会，一部分地方督抚大臣也电请早日召开国会。在此形势下，清廷于1908年7月令各省筹办谘议局，8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允准以九年为期，逐步筹备宪政。《钦定宪法大纲》，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规定皇上所拥有的各种大权，实际上和专制帝王没有什么不同，所开列的《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又大都毫不涉及立宪问题。立宪派大为不满，进一步发动请愿运动，不仅要求召开国会，而且要求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切实实行宪政。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隔一天先后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津为继续拉拢立宪派，诏令认真筹备予备立宪事宜，务于1909年成立各省谘议局。于是立宪派又产生幻想，积极从事成立谘议局的活动，各省谘议局几乎全为立宪派所控制，然后以谘议局为基地，酝酿组织发起全国规模的请愿运动。1909年11月中旬，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决定组织代表团，晋京请愿。1910年他们先后三次向清政府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予备立宪期限，均遭清政府拒绝。1911年5月，清政府新内阁成立，十三名成员，满大臣九人，蒙古贵族一人，汉族官僚仅三人，满大臣中皇族七人，因此被称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立宪骗局大白于天下。立宪派深感失望，在京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书要求解散“皇族内阁”，遭到清政府严厉呵斥。立宪派要求真立宪，与清政府坚持假立宪的矛盾至此完全激化，最终到达破裂的程度，立宪派一部分人开始转向革命，走上了与革命派联合反清的道路。可参看何玉畴：《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人》，《辛亥革命史论文选》；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