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一种唯心史观反对另一种唯心史观的斗争。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文,向张君劢展开了斗争,一场唯心主义内部斗争就此开始。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地主资产阶级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张君劢认为:“我们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谓人生观”。其特点是:“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因此人生观是“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人生观》)
张君劢的“自由意志”人生观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他认为“生之冲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动力,从而导致其崇拜偶然性,否认一切因果规律的错误。张君劢在贩卖柏格森哲学的同时,还大力鼓吹孔孟思想与宋明理学,提倡内心修养,提出“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的唯心主义命题。
在论战中,梁启超也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他提出:“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权威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那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因此,他认为“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把情感说成是超科学的,说成是事物发展的原动力,这完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总之,玄学派鼓吹自由意志论,否认科学的作用,他们带有更大的封建性,实际上是东方文化派唯心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论战中丁文江曾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一个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他解释说:“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知识界外还有情感。情感界内的美术宗教都是从人类天性来的,都是演化生存的结果。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原动仍在遗传”(《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他认为知识界不包括情感界,情感是天赋的遗传的,它是生活的原动力,社会历史是由情感意志造成的,科学不能解释人生观问题。可见他与玄学派并没有区别,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路子。
丁文江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心理上的现象”,科学的“公例”并没有必然性的意义。他说:“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玄学与科学》)可见,他所谓的科学只不过是人的感觉及其秩序的记录而已。
丁文江的伪科学观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他认为“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玄学与科学》),物体是由思想构成的。在认识论方面,丁文江自命为存疑唯心论者,认为“离心理而独立”的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不可知的。“觉官感触的外界,自觉的后面,有没有物,物体本质是什么东西”等等,他们都认为是不可知的,只能是存而不论。
在这场论战中,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宣布了他“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与“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认为人与动物没有区别,说什么:“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请做如是观,便叫做人生观”。人们生活的目的便是“吃饭、生孩子、招呼朋友”。吴稚晖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而把人降低为一般动物,并在此基础上,极力鼓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享乐主义。
胡适对吴稚晖的人生观倍加欣赏,并且在“加上一点扩充和补充”以后,提出所谓“自然主义人生观”。他提出:“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或“心理科学”。“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现象”和“道德礼教变迁”(《科学与人生观》序)的原因。胡适用生物学、人种学等知识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其实质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思想道德变迁的原因。
中国另一个马赫主义者王星拱认为,事物的实质变换了,但形式却可以保存下来。一切物质都是在直接感触的范围内存在,客观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人们的感性表象而已。物质世界是虚幻的,只有主观感触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
总之,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在反对科学不能解释人生观问题方面具有合理因素。但是,他们在“科学”与“科学万能”的外衣下,大力提倡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他们以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和历史唯心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于这次论战的性质问题。陈独秀指出科学与玄学之争是唯心主义内部斗争,二者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认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所谓人生观都要“为客观的,论理的,分析的,因果的科学所支配”、所谓存疑的唯心论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他们对张君劢的批判,“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科学与人生观》陈序),有的在暗中已经“投降”了。他还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指出胡适的心物二元论乃是唯心论的一种变种。
在这场论战中,瞿秋白正确地阐述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他指出所谓必然就是自然和社会的必然因果律;所谓自由就是人们对必然的了解而“处置自如”。“自由不是在想象里能离自然律而独立”,而是在于“探悉其中的因果”,并“利用这些规律,加以有规划的行动,以达某种目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任何一种人生观的产生都是一定社会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