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和“民族主义文学”失败以后，1931年12月，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打着“文艺自由”的旗号，跳出来反对无产阶级文艺。他在《阿狗文艺论》中，鼓吹“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接着，他又写了《勿侵略文艺》，继续鼓吹“艺术不是宣传”，让政治主张“破坏”艺术“是使人烦厌的”，他反对“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影射攻击无产阶级文学。当胡秋原这种“艺术至上”和“文艺自由”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时，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出来声援胡秋原。他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诬蔑左翼文艺“霸占”文坛，使“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终于只能放手了”。后来他又写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章，继续攻击革命作家迫使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敢动笔”。

对于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和苏汶的“第三种人立场”，瞿秋白、周扬、鲁迅、冯雪峰等人先后写文章加以严厉批驳。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超出阶级利益之外的“文艺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中做了资产阶级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作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章，都从维护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批驳了胡秋原和苏汶的观点和立场。

在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中，鲁迅的论述是最为有力的。他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只不过是“一种心造的幻影”，“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离不开”的。针对所谓左翼作家迫使“第三种”作家“不敢动笔”的胡说，鲁迅批驳说：“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事实证明，这些“自由人”、“第三种人”并不是那么超然脱俗的，这次论争结束后不久，有些“第三种人”就当上了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检查官”；胡秋原则当上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可见“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自由”论和“第三种人”立场，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