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失败以后，1930年6月，又出现了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继续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这是由国民党军官、特务、流氓和一些无耻文人组成的法西斯主义的文学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有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范争波、黄震遐、潘公展等。他们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他们在请人起稿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叫嚷：“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他们妄图用所谓“民族意识”来抹杀和取代阶级意识，以取消阶级斗争。他们说：“在中国目前来鼓吹阶级斗争，实在不是中国所需要的”，而应努力于“文艺上民族意识底形成”。

针对“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反革命叫嚣，瞿秋白、茅盾、鲁迅等人先后写文章与之斗争。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中斥“民族主义文学”为“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暴露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面目。茅盾写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逐一驳斥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根据”，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和浅薄无知。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等文章，更深刻地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家”的阶级本质和民族败类的丑恶面目。鲁迅首先指出，这些“民族主义文学家”，其实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保护和养育的“流氓”、“奴才”和“鹰犬”，他们的职责和任务是：“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分的‘莠民’。”他们“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目的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因此，他们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其实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宠犬文学”。

鲁迅还通过对“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几篇作品的分析，彻底暴露他们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本质。黄震遐在他们参加军阀战争后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中写到，他一到夜晚就有“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的感受。鲁迅抓住这一自我暴露的文字斥责道：“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蒙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象是腊丁民族，条顿民族了的缘故。”这就彻底暴露了这些民族败类的可憎面目。在鲁迅等人的有力批判和打击下，“民族主义文学”这一“沉滓”很快就溃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