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学运动和创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加紧同敌伪勾结，从事投降卖国活动，一面强化法西斯统治，对进步文化实行高压政策。作家生命没有保障，创作没有自由，进步书刊演出活动遭受查禁。加之物价飞涨，苛捐杂税重压，文艺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党领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发表文章揭露批判国民党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建设“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民生的文化”的主张，要求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通过纪念作家寿展、创作活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鼓舞斗志等等。抗战胜利后，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更与广大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斗争相结合，团结战斗，终于冲破了反动派的压迫，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拍案而起，为此献出了生命，另一著名诗人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帝救济面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4年元旦，重庆《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讲话》的基本内容，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讲话》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文艺的发展。

四十年代中后期，国统区进步作家内部发生了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1944年1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置身在民主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两篇文章。胡风主观意图是反对教条主义。他认为作家由于从政治概念出发，使作品成了“抽象概念底冷冰冰的绘图演义”，提出作家只有发挥主观战斗精神，“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在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强”，才能对目前的“客观主义”进行斗争。舒芜的文章，则从哲学上说明、支持胡风的观点。有些文艺工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批评的意见，于是引起了论争，而且一直继续到开国前夕。接着又发生了因对茅盾的《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芳草天涯》两本剧作评价不同的争论。这一论争涉及了对当时文艺界存在问题的认识。胡风认为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是主观精神的缺乏造成现实主义的不足；有一些问题更有害的是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非政治倾向”。此外还涉及到如何认识政治理论、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限制，影响讨论深入进行，一时难于作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解放战争时期还进行了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当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蒋家王朝即将覆灭之时，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中间路线”，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在文艺上宣扬“自由主义”文艺观，重复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调，反对文艺为革命斗争服务。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对他们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批判。这一斗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本时期的文学创作，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传播和解放区文艺的影响，也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内容上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黑暗现实的揭露，讽刺的暴露的作品占有突出的地位；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了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的努力。在小说方面有沙汀揭露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短篇及著名的“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巴金描写大后方国民党统治下医院腐败的《第四病室》、反映国统黑暗面貌的《寒夜》，老舍描写北平沦陷区市民生活的《四世同堂》，此外，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黄谷柳的《虾球传》和张恨水的《五子登科》，都是有影响的长篇。戏剧方面，历史剧和讽刺剧作获得了新的机运。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许多剧作家选取历史题材，以古喻今，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破坏抗战，发国难财，揭示惨痛历史教训，激发人民团结战斗。除郭沫若以《屈原》为代表的优秀六部历史剧外，阳翰笙的《草莽英雄》，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等都具有代表性。讽刺喜剧则有陈白尘的《升官图》，吴祖光的《捉鬼传》等，对国民觉种种丑态和恶行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发生了强烈的现实影响。此外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于伶、田汉等人的话剧创作，多方面地表现了蜕变中的社会现实和作家鲜明的革命立场。诗歌方面则以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创作最为突出，产生了象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和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那样的政治讽刺诗，冷嘲热讽，辛辣锋利，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