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谏水乡，又称“涑水先生”，少年聪明伶俐，读书用功，二十岁中进士，历仕北宋仁、英、神、哲四朝，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侍读学士，通判并州，为开封府推官，王安石变法之初，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闭口不谈朝政，提举嵩山崇福宫，居洛十五年，专修《资治通鉴》，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资治通鉴》，哲宗继位，起用为宰相，尽罢王安石新法，只做半年宰相便死去，享年六十八，一生著述有三十余种。《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用十九年之力呕心沥血所写成，全书三百多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下讫后周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其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历代典章制度记载也较详细，经济材料比较零散，文学艺术方面只有与政治事件相关时才偶然提到。司马光要编修一部通史的愿望很早，在嘉祐年问(1056－1063)就“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在治平三年(1066)，他自力完成了秦以前八卷，以《通志》之名进奏英宗，英宗支持司马光继续写下去，在崇文院设书局，许他借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之书，允许他自选助手，由朝廷出经费，从此司马光修史由私修转为由他负责的官修，写书的目的也进一步明确：“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这样一部“有资于治通”的著作，当时还没有确定书名，只笼统地称为《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1067)十月，神宗继位，才赐名《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十分丰富，除十七史外，还用杂史、小说三百二十二种之多，司马光对各种史料兼容并蓄，不遗巨细，他认为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全无凭，每写一件史事常常参考三、四种书，并在修《通鉴》时，写成《考异》三十卷，以明其取舍之故。编修程序是先由三位助手分别先做“丛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定稿。“丛目”是依照正史的“本纪”和“实录”，把所见到的材料提纲挈领的标注明确，如果对“本纪”“实录”中的材料前后移动，一定要注明。“长编”是在“丛目”基础之上，把所能见到的各种材料按年月日添附，在这道工序，司马光嘱咐他的助手们“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过多不害”。搞不清日子的事附在月后，搞不清月的事附在年后，年代也搞不清，附在事的首尾，无事可附的，约略时间，附在某年之后。定稿是最后的加工，这道工序十分艰巨，从材料去取到考订润色，都要字斟句酌。范祖禹作唐代“长编”六百多卷，经司马光删定，只剩八十一卷了。据黄庭坚所见，草稿在洛阳堆满了两屋，无一字潦草，司马光自称“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都是实情。《通鉴》起于周成烈二十三年是由于此前史料少，又有《春秋》三传，没有多少加工的余地，再一点是这一年周威烈王自封韩赵魏为诸侯，从此周礼再也无法维持了，司马光这样画分《通鉴》的上限，是有惩劝深意的，下限止于后周显德六年，即止于宋开国之前，司马光对本朝事不好表态所以只能如此。不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他自作《稽古录》一书，后周显德六年以后又自作《国朝百官公卿大事记》和《涑水记闻》，实际上司马光是写了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资治通鉴》是一部贯穿十六朝的通史，在分裂并存几个政权的时代，究竟用哪一国的纪年，这是封建社会里特别讲究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以谁为正统的问题。在三国鼎立时，《通鉴》以魏为纪年，以吴、蜀为闰位，司马光虽然表白这只是“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但他又说“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说明他还是站在北宋的立场上决定正闰的。《通鉴》还在二百零二项史事下附有“史论”，其中“臣光曰”一百一十七，前人论九十六，在十二项史事下有两“论”，两“论”中，有一“臣光曰”者六处，无论是“臣光曰”，还是前人“论”，都表达了司马光的史观，成为《通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资治通鉴》一书揭露统治阶级的许多阴暗面，对农民斗争的事记的较多，还保留了其它史书上所未保存下来的一些材料，也不在《春秋》笔法上下功夫，不象某些正史那样把自然界的灾祥与人事相联系，在叙事上前后一致，珠贯绳联，将文史熔铸于一炉，尤其善写战争。《通鉴》问世后，对后代影响很大，效法，续编、改编，注释的著作很多，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通鉴学》了。宋末元初的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音注》对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乃至草木虫鱼注释甚详，在注中常常发出他怀恋故国反抗侵略的爱国之情，被称为《通鉴》功臣。《资治通鉴》最早的刻本是元祐元年(1086)杭州刻本，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近人章钰《通鉴校宋记》共用九个本子付校，可见宋代刻本之多。“胡注”有元刊本，清人胡克家复刊胡注本，是现存最好的本子。解放后，中华书局标点本，以胡刻本为底本，又附有《通鉴校宋记》，是目前最好的流行本。张煦侯的《通鉴学》，柴德赓的《资治通鉴介绍》是两部研究《资治通鉴》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