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他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学说。韩愈为了对抗佛教与道教的神学体系，认为儒家也有一个“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这是说孟子以后道统便中断了，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他认为他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这个“道统”，把它发扬光大。实际上他制造这个“道统”的目的在于论证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说才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企图用儒家思想来排斥佛道，在三教并行的唐朝争取儒家独尊的地位。

韩愈所提倡的“道统”，从内容上说，就是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博爱”就是“仁”，行为合乎等级秩序就是“义”，实现“仁”和“义”就是达到“道”的途径，内心具备“仁”和“义”的本性就是“德”。在他看来，讲“道”和“德”决不能离开“仁”和“义”，因为“仁”和“义”有确定的内容，而“道”和“德”却没有确定的内容，离开仁义讲道德，“道”和“德”就变成了坏东西。据此，他指出佛老学说之所以错误，就在于抛弃“仁”和“义”讲“道”和“德”，从而把“清净无为”看成是“道”和“德”的内容，结果走上了不要天下国家，毁灭伦理纲常的道路。

为了反驳佛道二教，韩愈在《原道》中又宣扬了“圣人立教”的观点。他依据《公羊春秋》的“夷华之辩”，把佛教宣布为“夷狄之教”，即野蛮人的宗教；把仁义道德宣布为“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道”高于“夷狄之教”。推崇佛教，就是毁灭“圣人”所创造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把人变成禽兽。因此，他论证了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封建制度的合理性。他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做人民的“君”和“师”，驱除了禽兽，发明了衣物、食物、宫室、器具和医药，才使人类免于饥寒和天死；不仅如此，“圣人”又制订了礼乐刑政，创造了斗斛权衡和城郭甲兵，才使人类免于争夺，过上有秩序的生活。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韩愈的这些论点，无非是说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化以及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创造出来的，“圣人”是人类的大救星，显然这是地主阶级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形式。

韩愈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大肆鼓吹“圣人”创造历史，其最终目的是用来维护门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巩固封建等级制度。他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他看来，僧侣和道士都是不事生产的人，都犯了不养活君主的大罪，都应该处以极刑。韩愈的这些论点，就是企图依靠皇帝的权威来打击佛教与道教，但同时也充分暴露了官僚地主阶级剥削与压迫劳动人民的反动本质。

韩愈的道统说主要是为了与佛教的“祖统”相抗衡而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他唯心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表示：“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企图使孔孟的唯心主义哲学永远成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它表现了韩愈思想上的反动性。“道统说”对以后宋明理学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