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明清文学则是它的继续和完成。这时期文学总的特点是：传统的诗词古文等旧体文学的衰微，新兴的戏曲文学的蓬勃发展。“元曲”成为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元朝是蒙古族统治阶级在我国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从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开始，到公元1368年元朝政权在农民大起义中覆亡为止，总共不过九十余年的时间。这期间除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剧烈的民族矛盾，正是这两种矛盾交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元代社会成为阶级统治与民族迫害的牢狱。元朝统治者实行高压的奴化政策，把统治的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这四种人在政治地位、法律待遇、经济负担等各方面都不平等。元代官吏的贪残腐败也是惊人的。大德七年(1303)一次便发现赃官一万八千余人，冤狱五千余件。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以及高利贷的重利盘剥，更使得劳动人民濒于生活的绝境。在阶级、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劳动人民只有奋起反抗，自元初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持续不断，直至元末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红巾军起义。激烈、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给元代文学以深刻的影响，许多进步作家都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了反封建暴政和反民族压迫的思想。此外，由于元代长期停止科举，阻塞了知识分子仕进的出路，使他们的社会地位急遽下降，甚至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之说。多数人沉沦下层，生活穷困，对蒙古统治者怀有不满，只有少数人追随统治者，高官厚禄。知识分子的这种分化对元代的文学创作也起了直接的影响。元代的经济状况，也呈现着特殊的形态。蒙古帝国灭金时，由于落后的游牧经济的影响和战争的摧残，农业受到很大破坏，但在中原与江南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自忽必烈时就开始重视农业，提倡垦殖，保护农耕，农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边疆内地生产经验的交流与统治者的重视，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元代领土辽阔，地跨欧亚。欧亚交通的畅开，海运漕运的沟通，纸币交钞的发行，更使得城市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市民文学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蒙古族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也接受了儒家思想，提倡程朱理学，並大力提倡宗教，利用宗教来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宋末元初也出现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如邓牧，马端临等。他们的民主思想也给予元代作家以深刻的影响。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在城市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环境中，旧的精神意识、习惯信仰开始动摇，于是文学得到新发展的转机与自由，从旧的思想与束缚中解放出来，被前人鄙视的市民文学蓬勃兴起，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而大放异彩。这种新兴的文学，就是“元曲”。

“元曲”是从曲辞的角度说的，它包括杂剧和散曲。元杂剧的产生，标志着我国的古代戏曲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它的出现使戏剧文学产生了质的飞跃。元杂剧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大体以元成宗大德年间为断。前期是杂剧创作的兴盛时期，群星灿烂，名著如林，产生了伟大的杂剧作家关汉卿。他的《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和反民族压迫的思想倾向。同时的王实甫、马致远、白朴、康进之，纪君祥等作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元代中叶以后，虽然也产生了象郑光祖那样著名的剧作家，总的说来杂剧的创作已日趋衰落。这不仅因为杂剧演出的中心逐渐南移，以北方语言和乐曲演出的戏曲，难以适应南方观众的要求，所谓“北曲不谐南耳”(王世贞《艺苑卮言》)，同时由于儒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朝统治者又重开科场，又给了知识分子以仕进的希望，因而致力于杂剧创作的文人大为减少。再则是杂剧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束缚过严的声律和体制，也限制了它本身的发展。散曲是对戏曲而言的，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它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流行的一种新诗体。散曲分小令与套曲两种。小令与词调近似，而套曲又和剧曲的组织相同。元代散曲的发展和杂剧一样，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因离民间创作阶段未远，风格较为质朴自然，语言通俗生动，表现方式也自由活泼。能代表这时期成就的不是卢挚、杨果那样的显宦，而是兼擅散曲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人。他们的作品具有较深刻的内容和朴素豪放的风格。缺点是往往带有士大夫的消极情调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风。后期的散曲创作讲究声律，追求工巧，日趋典雅，失却了散曲淳朴浑厚、通俗自然的风格，消极思想也表现得更加显著了。代表作家有乔吉、张可久等。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境界较高的作品。如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元末，随着杂剧的衰微，宋南渡以后在温州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戏开始重新兴盛起来，产生了高明等优秀作家和《琵琶记》、《拜月亭记》等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明清传奇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元代的诗文作家和杂剧作家相比，在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上都有所不同，因而作品的面貌迥异。他们多数脱离现实，地位较高，写作的题材偏重于生活琐事，酬世赠答。主题则多为官场得失、人世悲欢的慨叹，消极避世，意义不大。在创作上也是“规唐抚宋”，模拟前人，因而成就不高。元初的作家以刘因的成绩为最突出。延祐以后，虞集、杨载、范梈、揭徯斯号称四大家，然而作品的内容则较为单薄空泛。元末则王冕、蒙族诗人萨都刺的成就较高。总的说来，元代诗文作家的成就远不能和当时的戏曲作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