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体例

《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杨义

《史记》是我年轻时就很喜欢的一本书，应该说，我接触文史，是从《史记》和《鲁迅全集》开始的。《史记》研究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的看家本领，尤其是研究文学的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可以增加文章的厚重分量的。不读《史记》，就谈不上与中国历史有何等缘分。今天，我主要讲《史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史记》的体例。《史记》是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所谓“通”有两层含义：一是纵向的通，贯通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兴亡变动的轨迹，融合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等各个朝代，写了三千年，《春秋》十二公，写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左传》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写了二百五十五年，中华民族发生的过程，和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通过《史记》，被有声有色地勾勒出来了。二是横向的通，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流派，展示上自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商人游侠刺客等社会各阶层，以及列国和边疆部族。可以说这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或者说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

为什么《史记》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两条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具有第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思想魄力，刘邦建国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上台是公元前141年，开国六十二年，像我们现在建国也是六十年了，在当时，只有稍微晚一点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国力，才能够跟它媲美。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尤其是司马迁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司马相如的原话。朱自清先生写过《经典常谈》，在讲到《史记》的规模和魄力的时候，说：“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朱自清也认为是秦汉这个时代给司马迁这么一种魄力。第二个原因，它在全面考察和吸收先秦多种形式史书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和开拓创新。先秦时代已有编年史《春秋》《左传》，也有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还有文告档案式的政治史《尚书》，此外《庄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中也有思想史的雏形，各种史学因素先秦的思想家都尝试过了，但是，《史记》把它们综合起来，融合创新，创造出五体共构的这种形式。五种体裁，共构在一起，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必须以巨大的魄力和功力运转纷纭复杂的史料，使之纲目整然，纲举目张，各归其位，又多方互补、互动、互见，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为什么说“五体共构”呢？因为它体例中有五种体裁，第一是十二“本纪”，写帝王的，第二是十个“表”，第三是八个“书”，第四是三十“世家”，第五是七十“列传”，加起来是一百三十篇。过去有人说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数字，因为十二啊，八啊，十啊，三十啊，或者一百三十啊，这些数字，好像跟天地之道有关似的，我们不这么认为。

首先讲“本纪”。“本纪”十二篇是全书总纲。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这是秦以前的，再加上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也就是今上，编年记述了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本纪”体例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第一，它从黄帝写起，不仅根据古文材料，而且进行实地考察，他说，我曾经西到空桐，空桐就是现在甘肃、宁夏交界的崆峒山，北过涿鹿，涿鹿在今天的河北，东渐于海，南浮长江和淮水，那里的父老往往说起黄帝和尧舜。所以，司马迁把民间的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从而为华夏民族寻找到一个千古一贯的血缘上和人文上的始祖。顾颉刚说，《五帝本纪》把过去方位中的五帝变成了血脉上的、纵向的五帝。这一变是很重要的，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因为中华儿女现在自称为炎黄子孙，就是以《史记》作为根据的，通过《五帝本纪》，把这个民族的生命的凝聚力，伸到遥远的发生学这么一个境界上来了。

第二，《夏本纪》和《商本纪》，这两个本纪写得比较简略，主要勾勒了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我们的疑古学派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王国维根据殷墟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约六百年，和他们远祖先公先王的世系，证明《殷本纪》，除了有几处小的参差之外，基本上是可靠的，这是不得了的。王国维甚至由这一点，上推《夏本纪》中夏代的世系，认为也是可靠的。《史记》记载周武王灭纣之后，封舜的后代在陈，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的后代于宋，这都有谱牒的根据，所以，孔夫子去考察列国文献的时候，除了东周洛阳，他到了杞国、宋国，就是因为那里确实流传着很多上古典章制度和族源故事。

第三，在《秦始皇本纪》和《（汉）高祖本纪》之间创设了《项羽本纪》，用来统率楚汉相争五年间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项羽本纪》主要写三个故事，一个是巨鹿之战，项羽在河北巨鹿这个地方，跟秦军的主力相遇，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他消灭了秦军主力，这是项羽最大的战功。第二个是鸿门宴，他想杀刘邦，但是犹犹豫豫，没有杀成，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第三个就是垓下之围和乌江自刎，是他的悲剧命运的结局。对楚汉之争，我们从年龄和心理上来考察，项羽起兵时是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的壮士，刘邦起兵时是四十八岁老谋深算的一个无赖。较力气，刘邦打不过项羽，但是，较计谋啊，项羽不行，鸿门宴上，刘邦稍一辩解，项羽就说是你的司马曹无伤说你要在关中称王啊，这把自己卧底的人都讲出来了，回去之后，刘邦一下子就把曹无伤杀了，这个小伙子不懂成败得失的要害所在。垓下之围的时候，项羽旁边就一个虞姬，他不是找将军、谋士商量事情，而是找自己的小老婆来商量，这就不行了。刘邦不一样，选戚姬还选吕后，他找张良商量。一个四十八岁出去打仗的人，和一个二十四岁打仗的人，他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项羽被写成最有血性、最威猛、最有豪气的大男子，他二十四岁起兵，三十二岁覆灭，征战了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司马迁写人物，经常写身高，他写项羽身高八尺有余，根据出土的汉尺，一汉尺是23.1厘米到23.2厘米之间，那么项羽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之间，力能扛鼎。起事之时砍杀会稽守时，他一刀就把那人脑袋砍下来了，当时很能够把乱哄哄的场面镇住的。这么一个西楚霸王的形象，实际上是含有对汉初政治的褒贬，到了写《史记》的汉代中期已经没有这样磊落痛快的人，汉以后也没有项羽这类“真正的汉子”了。

第四个关键点，司马迁有一种历史实录、秉笔直书的精神。在司马迁死后，一百三十卷的《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大概有些东西犯了忌讳，被抽掉了，像“景帝本纪”“今上（汉武）本纪”，后来是褚少孙补写的。给吕后做本纪，而不给汉惠帝做本纪，这也是司马迁独特之处，要是朱熹来做，可能是“孝惠本纪”，而不是《吕后本纪》了。《吕后本纪》写吕后称制掌权，毒杀赵王如意，把戚姬变为“人彘”，砍掉胳膊和腿啊，使惠帝和两个少帝有名无权，诛贬刘姓诸侯王，展示了政治阴谋的残酷性。但在论赞里，也就是“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肯定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所以，当时的农业生产、衣食和温饱问题都能解决。吕后的残酷只是在宫廷斗争时，而对社会，她采取无为而治，这个政策，发展到后来文帝、景帝的与民休息，使国家的元气慢慢地恢复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对她还是肯定的，并不是女人当政，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司马迁有史家的思想，能够实事求是。

下面讲十篇“表”和八篇“书”，这是司马迁非常独特的创造。十篇“表”排列了历朝的谱系学、年代学，八篇“书”展示了上古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这两者的使用，为我们历史的准确性和开阔性，设计了时间、空间的坐标。十“表”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最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复杂纷纭的年代，如果不用表格排列得这样头绪分明，眉目清晰，作为中国文化思想轴心期的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就凭这一点，司马迁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功臣，庄子是在孟子之前？还是之后？有这个年表，你再去考证，就有个框架在那里。当然后来汲冢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订正《史记》失记魏惠王后元之误，但如果没有《六国年表》，也就看不出差误来，差误在哪啊？有了这个年表，才有订正的基础。八“书”是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祭祀、财税的文化制度史。《河渠书》表明，水利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命脉，它从大禹治水写起，记述李冰凿离堆，西门豹治漳水，秦修郑国渠，一直写到汉武帝在瓠子口堵黄河缺口。瓠子口就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诗经》里的邶、墉、卫三地，春秋时期水草很丰美，当时都是湿地，黄河也没有泥沙淤积，也没水患。汉武帝时，黄河泛滥得很厉害，因为朝廷里面的权相、贵戚不愿花钱去堵，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回来之后，在那里做了个《瓠子歌》，发动十万官兵，每人背一捆柴，一下子就把缺口堵上了。司马迁实际参加这项壮举，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宣房就是瓠子口，后来在上面盖了个宣房宫来镇水，“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显示了治理江河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救灾史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凝聚力、生命力的极好证明。司马迁用他的切身体验领会到这一点，又用体例的方式写入正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记》八“书”，后来班固的《汉书》继承为十“志”，因为书名已用“书”，篇名与书名不能重复，《汉书》底下不能再有“书”，所以，叫做“志”。班固的贡献是增加了《艺文志》，记载国家图书目录，清理古代学术源流，为文献学术别立专史，这是《史记》没有的。因为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政府收集起来的资料堆积如山，来不及清理，后来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清理，才有《汉书》的《艺文志》。对于《史记》的表与书的体例，傅斯年认为乃“太史公书之卓越”所在，他说：“年代学（Chronology）乃近代史学之大贡献，古代列国并立，纪年全不统一，子长独感其难，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此史学之绝大创作也。我国人习于纪年精详之史，不感觉此功之大。”如果考察希腊年代学未经近人整理以前的状态，或者印度史的年代问题，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作家的生卒年代，一差就几百年，不像我们，曹雪芹哪年死的，差一年就可以养活很多人。然后知道，司马迁创作年表，实在是史学思想的大成熟也；他又说：“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中之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其在欧洲，至19世纪始有如此规模之史学家也。凡上两事，皆使吾人感觉子长创作力之大，及其对于史学观念之真（重年代学及文化史）。希腊罗马史家断然不到如此境界。”傅斯年认为司马迁将年代学和文化史，作成表和书，西方史学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规模，才达到这样的史学境界。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对于西方史学流派是很熟悉的，他说的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