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体例

《史记》的体例

《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杨义

《史记》是我年轻时就很喜欢的一本书,应该说,我接触文史,是从《史记》和《鲁迅全集》开始的。《史记》研究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的看家本领,尤其是研究文学的人,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可以增加文章的厚重分量的。不读《史记》,就谈不上与中国历史有何等缘分。今天,我主要讲《史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史记》的体例。《史记》是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所谓“通”有两层含义:一是纵向的通,贯通从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间的历史兴亡变动的轨迹,融合五帝、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秦汉等各个朝代,写了三千年,《春秋》十二公,写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左传》比《春秋》多了十三年,写了二百五十五年,中华民族发生的过程,和文化共同体形成的过程,通过《史记》,被有声有色地勾勒出来了。二是横向的通,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流派,展示上自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商人游侠刺客等社会各阶层,以及列国和边疆部族。可以说这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或者说是历史观的伟大革命。

为什么《史记》能做到这一点呢?有两条根本性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具有第一流的综合国力和思想魄力,刘邦建国是公元前202年,汉武帝上台是公元前141年,开国六十二年,像我们现在建国也是六十年了,在当时,只有稍微晚一点兴起的罗马帝国的国力,才能够跟它媲美。所谓“文章西汉两司马”,说的是司马相如的大赋,尤其是司马迁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是那个时代造就的,所谓“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这是司马相如的原话。朱自清先生写过《经典常谈》,在讲到《史记》的规模和魄力的时候,说:“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间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冶之’,却反映了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朱自清也认为是秦汉这个时代给司马迁这么一种魄力。第二个原因,它在全面考察和吸收先秦多种形式史书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的综合和开拓创新。先秦时代已有编年史《春秋》《左传》,也有国别史《国语》《战国策》,还有文告档案式的政治史《尚书》,此外《庄子》的《天下篇》和《荀子》的《非十二子》中也有思想史的雏形,各种史学因素先秦的思想家都尝试过了,但是,《史记》把它们综合起来,融合创新,创造出五体共构的这种形式。五种体裁,共构在一起,不是简单的一加一,必须以巨大的魄力和功力运转纷纭复杂的史料,使之纲目整然,纲举目张,各归其位,又多方互补、互动、互见,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为什么说“五体共构”呢?因为它体例中有五种体裁,第一是十二“本纪”,写帝王的,第二是十个“表”,第三是八个“书”,第四是三十“世家”,第五是七十“列传”,加起来是一百三十篇。过去有人说这里面有什么神秘的数字,因为十二啊,八啊,十啊,三十啊,或者一百三十啊,这些数字,好像跟天地之道有关似的,我们不这么认为。

首先讲“本纪”。“本纪”十二篇是全书总纲。分别记载五帝、夏、商、周、秦列代的帝王世系和重大事件,这是秦以前的,再加上秦始皇、项羽、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和武帝,也就是今上,编年记述了国家大事和兴亡的脉络。“本纪”体例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关键点:

第一,它从黄帝写起,不仅根据古文材料,而且进行实地考察,他说,我曾经西到空桐,空桐就是现在甘肃、宁夏交界的崆峒山,北过涿鹿,涿鹿在今天的河北,东渐于海,南浮长江和淮水,那里的父老往往说起黄帝和尧舜。所以,司马迁把民间的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从而为华夏民族寻找到一个千古一贯的血缘上和人文上的始祖。顾颉刚说,《五帝本纪》把过去方位中的五帝变成了血脉上的、纵向的五帝。这一变是很重要的,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因为中华儿女现在自称为炎黄子孙,就是以《史记》作为根据的,通过《五帝本纪》,把这个民族的生命的凝聚力,伸到遥远的发生学这么一个境界上来了。

第二,《夏本纪》和《商本纪》,这两个本纪写得比较简略,主要勾勒了王位父子或兄弟相承的世系。我们的疑古学派曾经说过,东周以上无信史。但是,王国维根据殷墟甲骨文,考证出殷商十七世,三十一个王,约六百年,和他们远祖先公先王的世系,证明《殷本纪》,除了有几处小的参差之外,基本上是可靠的,这是不得了的。王国维甚至由这一点,上推《夏本纪》中夏代的世系,认为也是可靠的。《史记》记载周武王灭纣之后,封舜的后代在陈,封夏禹的后代于杞,封商的后代于宋,这都有谱牒的根据,所以,孔夫子去考察列国文献的时候,除了东周洛阳,他到了杞国、宋国,就是因为那里确实流传着很多上古典章制度和族源故事。

第三,在《秦始皇本纪》和《(汉)高祖本纪》之间创设了《项羽本纪》,用来统率楚汉相争五年间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项羽本纪》主要写三个故事,一个是巨鹿之战,项羽在河北巨鹿这个地方,跟秦军的主力相遇,各路诸侯都不敢前进,他消灭了秦军主力,这是项羽最大的战功。第二个是鸿门宴,他想杀刘邦,但是犹犹豫豫,没有杀成,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第三个就是垓下之围和乌江自刎,是他的悲剧命运的结局。对楚汉之争,我们从年龄和心理上来考察,项羽起兵时是二十四岁血气方刚的壮士,刘邦起兵时是四十八岁老谋深算的一个无赖。较力气,刘邦打不过项羽,但是,较计谋啊,项羽不行,鸿门宴上,刘邦稍一辩解,项羽就说是你的司马曹无伤说你要在关中称王啊,这把自己卧底的人都讲出来了,回去之后,刘邦一下子就把曹无伤杀了,这个小伙子不懂成败得失的要害所在。垓下之围的时候,项羽旁边就一个虞姬,他不是找将军、谋士商量事情,而是找自己的小老婆来商量,这就不行了。刘邦不一样,选戚姬还选吕后,他找张良商量。一个四十八岁出去打仗的人,和一个二十四岁打仗的人,他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项羽被写成最有血性、最威猛、最有豪气的大男子,他二十四岁起兵,三十二岁覆灭,征战了八年,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司马迁写人物,经常写身高,他写项羽身高八尺有余,根据出土的汉尺,一汉尺是23.1厘米到23.2厘米之间,那么项羽的身高应该是一米八五到一米九零之间,力能扛鼎。起事之时砍杀会稽守时,他一刀就把那人脑袋砍下来了,当时很能够把乱哄哄的场面镇住的。这么一个西楚霸王的形象,实际上是含有对汉初政治的褒贬,到了写《史记》的汉代中期已经没有这样磊落痛快的人,汉以后也没有项羽这类“真正的汉子”了。

第四个关键点,司马迁有一种历史实录、秉笔直书的精神。在司马迁死后,一百三十卷的《史记》,“十篇有录无书”,大概有些东西犯了忌讳,被抽掉了,像“景帝本纪”“今上(汉武)本纪”,后来是褚少孙补写的。给吕后做本纪,而不给汉惠帝做本纪,这也是司马迁独特之处,要是朱熹来做,可能是“孝惠本纪”,而不是《吕后本纪》了。《吕后本纪》写吕后称制掌权,毒杀赵王如意,把戚姬变为“人彘”,砍掉胳膊和腿啊,使惠帝和两个少帝有名无权,诛贬刘姓诸侯王,展示了政治阴谋的残酷性。但在论赞里,也就是“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却肯定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政策,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所以,当时的农业生产、衣食和温饱问题都能解决。吕后的残酷只是在宫廷斗争时,而对社会,她采取无为而治,这个政策,发展到后来文帝、景帝的与民休息,使国家的元气慢慢地恢复了。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司马迁对她还是肯定的,并不是女人当政,什么事情都一塌糊涂,司马迁有史家的思想,能够实事求是。

下面讲十篇“表”和八篇“书”,这是司马迁非常独特的创造。十篇“表”排列了历朝的谱系学、年代学,八篇“书”展示了上古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这两者的使用,为我们历史的准确性和开阔性,设计了时间、空间的坐标。十“表”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最为重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诸侯,复杂纷纭的年代,如果不用表格排列得这样头绪分明,眉目清晰,作为中国文化思想轴心期的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就凭这一点,司马迁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大功臣,庄子是在孟子之前?还是之后?有这个年表,你再去考证,就有个框架在那里。当然后来汲冢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订正《史记》失记魏惠王后元之误,但如果没有《六国年表》,也就看不出差误来,差误在哪啊?有了这个年表,才有订正的基础。八“书”是记述礼、乐、天文、历法、祭祀、财税的文化制度史。《河渠书》表明,水利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命脉,它从大禹治水写起,记述李冰凿离堆,西门豹治漳水,秦修郑国渠,一直写到汉武帝在瓠子口堵黄河缺口。瓠子口就在今天的河南濮阳。《诗经》里的邶、墉、卫三地,春秋时期水草很丰美,当时都是湿地,黄河也没有泥沙淤积,也没水患。汉武帝时,黄河泛滥得很厉害,因为朝廷里面的权相、贵戚不愿花钱去堵,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回来之后,在那里做了个《瓠子歌》,发动十万官兵,每人背一捆柴,一下子就把缺口堵上了。司马迁实际参加这项壮举,他说,“余从负薪塞宣房”,宣房就是瓠子口,后来在上面盖了个宣房宫来镇水,“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显示了治理江河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救灾史是中华民族多难兴邦的凝聚力、生命力的极好证明。司马迁用他的切身体验领会到这一点,又用体例的方式写入正史,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史记》八“书”,后来班固的《汉书》继承为十“志”,因为书名已用“书”,篇名与书名不能重复,《汉书》底下不能再有“书”,所以,叫做“志”。班固的贡献是增加了《艺文志》,记载国家图书目录,清理古代学术源流,为文献学术别立专史,这是《史记》没有的。因为秦始皇焚书之后,汉初政府收集起来的资料堆积如山,来不及清理,后来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清理,才有《汉书》的《艺文志》。对于《史记》的表与书的体例,傅斯年认为乃“太史公书之卓越”所在,他说:“年代学(Chronology)乃近代史学之大贡献,古代列国并立,纪年全不统一,子长独感其难,以为十二诸侯六国各表,此史学之绝大创作也。我国人习于纪年精详之史,不感觉此功之大。”如果考察希腊年代学未经近人整理以前的状态,或者印度史的年代问题,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作家的生卒年代,一差就几百年,不像我们,曹雪芹哪年死的,差一年就可以养活很多人。然后知道,司马迁创作年表,实在是史学思想的大成熟也;他又说:“著史及于人事之外,至于文化中之礼、乐、兵、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各为一书,斯真睹史学之全,人文之大体矣。……其在欧洲,至19世纪始有如此规模之史学家也。凡上两事,皆使吾人感觉子长创作力之大,及其对于史学观念之真(重年代学及文化史)。希腊罗马史家断然不到如此境界。”傅斯年认为司马迁将年代学和文化史,作成表和书,西方史学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规模,才达到这样的史学境界。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对于西方史学流派是很熟悉的,他说的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