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批评

身份（identity）批评是伴随着主体性意识而形成的一种批评方式，所谓身份是保持内在一致性的整体感受。在20世纪，现代个人主体和民族主体在现代性与全球化浪潮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文学艺术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流露了出来。一些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影响下，对与文学艺术作品相关的“身份”问题进行了研究，由此形成了身份批评。虽然对于身份的认识不同，但是一般认为，身份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具有固有的特征和理论建构的双重含义。

身份批评试图揭示文艺作品、文化现象中文化身份的构成。文化身份的内容颇为复杂，它具体体现在主体的各种思想、话语和行为之中。文学阐释中的身份批评也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性别身份，二是族群身份。

性别身份批评关注的是男女性别的身份建构，尤其是女性身份的建构，这成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妇女形象、女性创作以及女性阅读为研究中心，力图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以建构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话语模式与文学经验，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尔夫、肖瓦尔特、阿特伍德、西克苏、克里斯蒂瓦等人。另外，在西方还出现了与性别身份批评相关的“超性别”批评。

族群身份批评的对象是一个族群的身份建构，其中最显着的是殖民身份的建构，这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尤为关注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阐释文学作品中的殖民情结，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受西方殖民国家控制的文化身份建构，力图揭示帝国主义给从属国带来的文化阴影，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有萨义德、霍米·芭芭、斯皮瓦克等人。另外，流散者批评和他者批评也是与殖民批评相关的身份批评的分支。流散者批评把离开“祖国”和母语文化的“流散者”文学当作对象。在苏德西·米什拉看来，流散者批评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理论书写风格，致力于表明与身份政治、流亡的主体性、认同、群体分类和双重意识相关的复杂关系。霍米·芭芭认为，殖民话语把被殖民者创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被殖民者事实上成了“他者”。

身份批评是西方文学批评出现的新趋势，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它充分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的话语，又整合了语言和文本批评，力求把握文学现象中的性别、阶级、种族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因此在当代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原典选读］

男人的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女人的小说也是关于男人的，但观点不一样。男人的小说里可以没有女人，除了可能的女房东或马；但女人的小说里却不能没有男人。有时候男人把女人放在男人的小说里，她们一些部分被删掉了，例如头或手。女人的小说也删掉男人的一些部分。有时候是肚子至膝盖那一段，有时候是幽默感。穿大氅、起大风，在荒野上是很难有什么幽默感的。

……

我喜欢读这种小说：女主角的服装在她的乳房上面谨慎地沙沙响着；或者谨慎的乳房在她的服装下面沙沙响着——总之必须有一套服装，一些乳房，一些沙沙响，还有就是要处处谨慎。要处处谨慎，像一片雾，一片只能隐约看到事物轮廓的毒气。幽暗中闪现的倩影，呼吸的声音，滑到地板上的缎子，露出什么？我认为无关紧要。一点也无关紧要。

男人喜欢强硬的男主角：对男人强，对女人硬。有时候男主角对某个女人心软了，但这永远是一个错误。女人不喜欢强硬的女主角，而是要又强又软。这就导致了语言学上的困难。上次我们细看，单音节词都是男性的，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正在迅速下沉，缠在唇音多音节词章鱼状的怀中，用蜘蛛网状的温雅低语着：亲爱的，亲爱的。

——阿特伍德．女人的小说［M］//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581．

我从来不敢在小说里创造真正的男性人物。为什么？因为我以身体来写作，而我是一个女人，男人却是男人，我对他的欢乐（jouissance）一无所知。去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欢乐的男人，我是做不到的。那么在戏剧中男人又如何呢？

剧场不是性快乐的场所。罗密欧与朱丽叶彼此相爱却并不交欢。他们歌唱爱。在剧场里是心在歌唱，胸膛敞开，人们看见心的碎裂。人类的心没有性别。心的感受在一个男人胸中和在一个女人胸中是一样的。这并不意味着人物是没有腰带以下部分的半个生物。不，我们的生物一无所缺，不缺阳物、不缺乳房、不缺肾脏、也不缺肚子。但是我们并不是非把它们全写出来不可。男女演员把完整的身体给予我们，因此我们不必再去创造。每件事都亲身经历，每件事都是真实的。这就是剧场献给作者的礼物：实体化。它允许男性作者创造出并非虚构的女人，让女性作者获得机会创造出性格完美的男人！

——埃莱娜·西克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M］//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655．

俄狄浦斯那悲壮而又崇高的命运概括并转移了神秘的污秽，这种污秽将另一个性别，一个不可触及的“另一边”的不洁放置在身体的边缘上——欲望的刀刃上，而且从根本上说，放置在母亲兼女人身上——自然丰满的神话中。要确信这一点，必须跟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俄狄浦斯王虽然是一个能够揭开众多逻辑谜的君主，但他对自己的欲望却知之甚少：他不知道自己杀死了父亲拉伊俄斯，并且与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结婚。若不揭开面纱，这次谋杀和这个欲望一样，只能是合乎逻辑的权力的反面，所以也是政治权力的反面，这显然是相关的。俄狄浦斯想弄清真相，这个欲望把他自己推到了绝境，于是他在自己君王的身上发现了欲望和死亡，只有在这时卑贱才得以显露出来。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为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完全的、知晓一切的、对一切负责的。然而，在《俄狄浦斯王》中，最后的解决还是具有相当神秘色彩的：正像我们在其他神秘和仪式的体系中，所见到的那样，这种解决采用的是排斥。

首先是空间上的排斥：俄狄浦斯必须流亡，离开他当国王的那个地方，远离污秽，以便使社会契约的边界消失在忒拜。

然后是视觉上的排斥：俄狄浦斯眼睛瞎了，以便不再忍受看到欲望和谋杀的客体（妻子的脸、母亲的脸、孩子们的脸）。如果说眼瞎确实能够等同于阉割，但它既不是性欲的失势，也不是身体的死亡。与此相关，它成了一个象征代替物，被用来建起一道防护墙，以加强与耻辱相隔离的边界，通过这个方法，虽然不能否认这种耻辱，至少可以把它指定为外来的。想象一下由瞎眼形成的这种分隔：它可以直接在身体上标示出污秽中本体的异化一个疮疤代替着被揭示但又不可见的卑贱。这是个不可见的卑贱。通过它，城邦和知识得以延续。

——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M］．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120-121．

《黑暗的心》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说，它从政治和美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在19世纪的政治，美学甚至认识论上已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假如我们不能真正了解别人的经验，我们因此必须依靠丛林里的白人克尔茨或另一个白人马罗作为故事叙述的权威，那么，寻找非帝国主义的经验是不会有结果的；帝国主义制度干脆把它们消灭了，或者使之无法被想象。这个圆圈如此完整，在艺术上和心理上都是无懈可击的。

康拉德非常有意识地把马罗的故事从叙述的角度来表达。他使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不但远远没有吞掉白己的历史，而且正发生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并且为它所限制。这个更大的历史处在“奈利”号甲板上那一小圈欧洲人之外。然而，到那时为止，似乎还没有任何人住在那个历史区域里。因此，康拉德就此让它空着。

康拉德恐怕不会通过马罗来展现帝国主义世界观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是因为，当时康拉德和马罗有可能看到的非欧洲的东西十分有限。独立是属于白人和欧洲的；低等人或臣民是要加以统治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是从欧洲发源的。

的确，康拉德小心地记录下比利时的不光彩与英国殖民态度间的区别。但他只能想象世界被瓜分成这个或那个西方的势力范围。但是，因为康拉德有着他自己流亡边缘人身份的特别持久的残余意识，他十分小心地（有人说是令人发疯地）用一种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而产生的限制来限制马罗的叙述。这两个世界的分界模糊不清，但却是不同的。康拉德当然不是塞西尔·罗兹（Rhodes，Cecil）或费德烈·鲁加德（Lugard，Frederick）那样的帝国主义企业家。虽然他完全了解，他们每个人，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要进入“无休止的扩张的旋涡，改变旧我，要服从扩张的进程，与那股看不见的力量认同，他必须为这种力量服务，以使扩张不断向前推进。因此，他就要把自己看作一种纯粹的功能，并且最终把这种功能、强有力的时尚的化身当作他可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康拉德认识到，像叙述一样，如果帝国主义已经垄断了整个表现体系；尽管你和它不能完全沟通和同步，你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自我意识还是能允许你积极地去理解这部机器是怎样运转的。这种垄断使帝国主义能在《黑暗的心》中既做非洲人，也做克尔茨以及其他冒险家，包括马罗和他的听众的代言人。因为康拉德没有完全被同化成为英国人，所以在他的每部着作中都具有讽刺意味地与英国人保留了一段距离。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0-31．

Sati作为妇女的专有名词在今天的印度应用相当广泛。给一个女婴起名叫“好妻子”本身就具有预辩的讽刺性，而由于普通名词的这种意义并不是专有名词中的基本操作者，这种命名就愈加具有讽刺性了。在给婴儿命名的背后，是印度神话的Sati，即作为一名好妻子而表现的德噶（Durga）。故事中，Sati——她已经被称为Sati了——未经邀请就来到了父亲的宫殿，甚至缺乏给她的丈夫湿婆神的邀请。她父亲开始虐待湿婆，而Sati则死于痛苦之中。湿婆发怒了，肩扛着Sati的尸体在宇宙上舞蹈。毗湿奴解剖了她的尸体，把其碎块丢撒在大地上。在每—小块遗骸的周围都是—片伟大的朝圣之地。

像女神雅典娜（Athena）——“自称未被子宫污染的父亲的女儿们”——这样的人物对于确立妇女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贬低都是有用的，这种自我贬低不同于对本质主义主体的消解态度。神话中Sati的故事把殉身仪式中的每一个叙述素（narrateme）颠倒了过来，因而起到了一种类似的作用：活着的丈夫为妻子的死复仇，伟大的男性之神之间的交易完成对女性身体的毁灭，因而把大地刻写成神圣的地理。以此证明古代印度教的女权主义或印度文化是以女神为中心的因而也是女权上义的，就如同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土着保护主义的污染，或颠倒作为帝国土义的种族中心主义，以便抹掉闪光的战斗的德噶母亲的形象，唯有赋予专有名词Sati以焚烧无助的寡妇的仪式意义，寡妇只有作为祭祀的牺牲品才能得救。不存在受性歧视的属下主体可以说话的悦沾的空间。

——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M］//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54-155．

正是一种机器，才启动了对种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认识与否定。它最为强有力的策略功能，就是通过知识生产为“主体民族”创造一个空间，根据那种知识生产实施监视，并激起快乐和痛苦的复杂形式。就其策略来说，正是通过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知识生产以寻求一种认可，它们才成为陈规，但对比起来却非常有价值。殖民话语的目的，是要把被殖民者分析为在种族根源上是退化的种群，以便证明征服是合理的，并建立起行政和指导体系。尽管在殖民话语的范围内有权力的运用和不断变化的殖民主体的定位（如阶级、性别、意识形态、不同的社会结构、殖民化的各种制度等的影响），但我仍然要谈到一种统治的形式，在划分“主体国家”时，这种统治形式挪用、指导并支配着它的各种活动范围。因此，尽管在殖民体系中“执行”其权力运作至关重要，但殖民话语却把被殖民者创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即被殖民者立刻就成了“他者”，并且是完全可认识的和可见的。它类似于一种叙事形式，主体和符号的生产与流通借此被局限于一种革新了的和可辨识的总体性之中。它使用了一个表征系统和一种真理的统治，它们在结构上与现实主义相似。它也是为了在那种表征系统内进行干预，那种表征系统就是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权力的符号学，它考查了形形色色的欧洲话语，那些话语将“东方”建构成了一个具有统一种族、地理、政治和文化的世界地区……

一方面，殖民话语是学习、发现和实践的一个话题；另一方面，它是梦想、意象、幻想、神话、着迷和需求发生的场所。它成了“共时本质论”的一个静态系统，是有关“稳定性能指”的知识体系，像编纂词典或百科全书一样。然而，这个场所一直处于历史的历时形式和不稳定的叙事符号的威胁之中。最终，这条思路被赋予了一种类似于做梦的形态，萨义德此时明确提到了他称为“隐性东方主义”的“一种无意识的积极性”，与他称为“显性东方主义”的陈述出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和观点之间的差异。

——Homi K．Bhabha：“The Other Question：The Stereotype and Colonial Discourse”，in The Sexual Subject：A Screen Reader in Sexuality，London and New York，1992，pp．312-323．

（［美国］霍米·芭芭《他者问题：陈规与殖民话语》）

流散者批评试图通过瞄准一个叫做“流散者”的对象而把自己标明为一个新的理论领域，是当下的作家们挖苦性地指称的一项事业……

流散主义者常用的一种策略，就是对流散社群的形成进行分类：（1）确证一个无根民族的集体性“存在”（身份）的各种新结构，因为它摇摆于祖国（不在场的“方位”）与居留国（在场的“方位”）之间；（2）通过列表显示这种集体性的一系列确切“特征”（3）通过暗示某种在意识层面显示出来的、在记忆中被具体化的背离。流散主义者也试图利用这些社会构成的文化生产（美学的、音乐的、电子的等）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世代和性别对流散者批评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世代的变迁能够而且的确影响了形成流散的本质，有时甚至影响了它们的存在本身。有些流散者的确消失在了民族国家同质化的意识形态之中（只需考虑澳大利亚的爱尔兰流散者），而另一些流散者则在继续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如在新加坡的中国流散者，因此摆脱了这种形式之决定性特征的少数民族流放的状态。不必说，在确定流散者群体本质时的一个共同因素是性别。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欧洲的菲律宾移民劳工的统计数字中得出的。在1995年合法与非法居留在欧洲（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希腊、德国、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50万劳工中，绝大部分（在某些国家占95%）是由本国私人家庭雇工或服务部门（餐馆和旅馆）雇佣的妇女，而在奥地利和荷兰做护士工作的流散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按这种流散形式，与这种低就业状况结合在一起的性别不平衡类型的影响是什么？这是一种流散形式吗？性别不平衡完全是由劳动的性别分工决定的还是由相关的其他因素决定的？菲律宾的移民妇女把自己界定为一种转移了的集体性，展示了萨弗让所列举的各种特征吗？在到达欧洲之前和之后，菲律宾妇女在那些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是如何被质问的？这些指向性别的问题也许揭示了欧洲与亚洲的一系列关系，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及妇女在资源贫乏的第三世界中成了可以高价转让的商品。

——Sudesh Mishra：“Diaspora Criticism”，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p．13-36．（［美国］苏德西·米什拉《流散者批评》）

半机器人与超性别化的主体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打破了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和立场，打破了各种范畴，代表着新的、经常是矛盾的、跨越边界之联合的可能性。此外，两者都质疑了主体性的概念本身，因为在那些诉诸“本质”的本质主义概念的话语内部，他们既不可能被编码，也不可能被容纳。哈拉维说，半机器人“是一种分组和重组，是后现代集体的和个人的自我”，一种半机器人的政治将强调这种信念：“身体……能用几乎无限的和多种多样的方式拆解开来”（哈拉维，1991年，第163页）……

自传体写作的方式在1990年代让位于一种新的超性别写作形式，它显然受到了社会性别理论崛起的影响，然而它也以一种反讽的形式保留了很多倾向于自我表露的自传体方式。在《“帝国”大反击》中，桑迪·斯通评论说：“很多变性者都保留着他们用隐语‘O．T．F．’所称的某种东西：那隐语意即‘时髦的超性别的一帮人’。它通常包括记录了‘不恰当’性行为的报纸文章和一些被禁止的日记”（斯通，1992年，第285页），这种超性别化的身份概念根据各种资源整理出来的碎片而汇集了后现代的风格，成了对超性别者本身创造的理论写作来说很重要的概念。

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取得最大影响的文本之一，就是由男变女的变性者凯特·伯恩斯坦所着的《性别坏分子：论男人、女人和其他的我们》。批评家杰伊·普罗瑟注意到，这个文本可以算作是“我们的第一个‘后现代’变性者（因此也是后变性者）的自传”，它“把连续的和有联系的叙事故意分解为支离破碎的片段。伯恩斯坦没有过多地像（一位表演艺术家）表演那样把她的变性生活叙事化，表演的是——没有融入单一稳定的性别身份之中的——其中的一些部分”（普罗瑟，1998年，第174页）。伯恩斯坦自己声称，这本书试图形成“一种超性别的风格”，它“以拼贴为基础。你明白——东拼西凑吗？一种剪贴的东西”（伯恩斯坦，1994年，第3页）。她的文本的排印就突出了这一点，镶嵌着不同的字体，布局则反映了伯恩斯坦在个人表露与理论化之间的摇摆。然而，在其整体的核心之中，却是一次有关身份的严肃论争，包括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但是，就伯恩斯坦所关注的而言，作为一个由异性恋男人变为同性恋的女人，社会性别身份是一个多种形态的、无限可变的概念。

——Sarah Gamble：“Gender and Transgender Criticism”，in Julian Wolfreys 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p．37-56．（［美国］萨拉·甘布尔《社会性别与超性别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