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主要强调社会现实与历史对文学现象的决定作用。它主张，在考察文学现象时，应从作品产生的社会、地理、时代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入手，把作品放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把作家的经历与作品联系起来，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分析和评价文学现象。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很早就开始从社会历史角度讨论文学。依循“诗言志”的传统，《孟子·万章》中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的方法，就是要求读者把文学作品放到作家生活的环境中去，试图把握和重现作家的思想脉络，以便更好地了解作家的作品。司马迁在对屈原的评价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此外，中国古代文论还特别强调文学对社会道德、伦理建设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注重文学是否能有利于国家的和谐、社会的安定等。例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涉及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发掘。

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中，社会历史批评最初出现于古希腊。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论文艺的着作中，都提到了文艺与社会生活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兴起，则出现在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从古希腊社会的文化历史背景来讨论荷马史诗，认为人类历史在产生之初都是诗性的，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人们接受悲剧是因为悲剧人物的性格都不完全是虚构的；因此，要讨论诗歌，就需要把它们放回到当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中去。法国文学理论家斯达尔夫人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一书中，从宗教、社会风俗、法律、时代、气候、环境等方面考察了不同民族文学的情况，提出了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差异，在方法上对社会历史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丹纳。他在《英国文学史〈序言〉》和《艺术哲学》中提出并阐述了着名的“三因素”说，认为决定作家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力量是种族、环境与时代。但是，由于丹纳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的影响，过分重视自然环境、民族生理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使得他的方法缺乏对于社会自身发展对文学影响的分析，试图仅仅从外部环境的描述中去确定文学作品的内涵与价值，忽略了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要求和发展规律。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主要也是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但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批评要求把文学放到具体历史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中去看待文学作品。另外，由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批评（恩格斯称为“最高的标准”），弥补了丹纳等人只注重“外部研究”的缺陷。梅林、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都属于这一派批评。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社会结构、阶级、意识形态等角度考察文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批评方式，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十分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作用，试图从文学艺术中寻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

［原典选读］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鼓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此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馀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

——孟子正义·万章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637-638．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孟子正义·万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725-726．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淖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谊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00-1901．

我觉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存在着，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希腊人、拉丁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人属于我称之为南方文学这一类型。英国作品、德国作品、丹麦和瑞典的某些作品应该列入由苏格兰行吟诗人、冰岛语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肇始的北方文学。在指出英国和德国作家的特点以前，我觉得有必要对前述两大类型的文学间的主要区别作一番一般的考察。

当然，英国人和德国人也时常模仿古人。他们从这个富有成果的学习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而他们两国人的带有北方神话印记的独创之美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那就是以莪相为最早范例的那种在诗歌中的崇高伟大。有人可能这样说，英国诗人以其哲学思想而见着；这种思想在他们所有的作品中都显示出来，而莪相则几乎从来没有过经过深思熟虑的思想；他只是把一连串的事件和印象叙述出来。我现在来答复这个异议。莪相诗歌中最常见的形象和思想是与生命的短促、对死者的尊敬、对他们的思念、存者对亡者的崇拜这些方面有关的。如果说诗人既没有把这些情操和道德教条结合起来，也没有把它们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类的思想还不能进行必要的抽象，得出很多的结论。然而莪相诗歌对想象所引起的震动，足以使人们的思想进行最深刻的沉思。

忧郁的诗歌是和哲学最为协调的诗歌。和人心的其他任何气质比起来，忧伤对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影响要深刻得多。继承苏格兰行吟诗人的英国诗人，在前者描绘的图景上又加上从这些图景本身当中应该可以产生出来的思考和概念；然而英国诗人还是保留了北方的想象，保留了这个乐于海滨、乐于风啸、乐于灌木荒原的想象；保留了这个仰望未来、仰望来世的想象——保留了这个对命运产生厌倦的心灵。北方人的想象超出他们居住于其边缘的地球，穿透那笼罩着他们的地平线、像是代表着从生命到永恒之间的那段阴暗路程的云层。

我们不能泛泛地说分别以荷马和莪相为最早典范的两种类型的诗歌孰优孰劣。我的一切印象、一切见解都使我更偏向于北方文学。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来研究北方文学的特征。

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诗人的遐想固然可以产生非凡的事物；然而惯常的印象必然出现在人们所写的一切作品之中。如果避免对这些印象的回忆，那就要失去诗歌的最大的有利条件，也就是描绘作家的亲身感受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南方的诗人不断地把清新的空气、丛密的树林、清澈的溪流这样一些形象和人的情操混合起来。甚至在追忆心之欢乐的时候，他们也总要把使他们免于受烈日照射的仁慈的阴影牵连进去。他们周围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他们身上所激起的情绪超过在他们心中所引起的感想。我觉得，不应该说南方人的激情比北方人强烈。在南方，人们的兴趣更广，而思想的强烈程度却较逊；然而产生激情和意志的奇迹的却正是这种对统一思想的专注。

北方各民族萦怀于心的不是逸乐而是痛苦，他们的想象却因而更加丰富。大自然的景象在他们身上起着强烈的作用。这个大自然，跟它在天气方面所表现得那样，总是阴霾而暗淡。当然，其他种种生活条件也可以使这种趋于忧郁的气质产生种种变化；然而只有这种气质带有民族精神的印记。在一个民族当中，跟在一个人身上一样，固然不应该只找它的特点，然而所有其他各个方面只是万千偶然因素的产物，惟有这个特点才构成这个民族的本质。

跟南方诗歌相比，北方诗歌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更为相宜。南方文学公认的最初的创造者雅典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其独立的民族。然而，使希腊人习惯于奴役却比使北方人习惯于奴役容易得多。对艺术的爱、气候的美、所有那些充分赐给雅典人的享受，这些可能构成他们忍受奴役的一种补偿。对北方民族来说，独立却是他们首要的和惟一的幸福。由于土壤的硗瘠和天气的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在英国人认识宪政理论和代议政府的优点以前，上苏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如此热烈歌颂的战斗精神，早就使人们对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意志力量产生了强烈的意识。个人独立不羁的精神早在取得集体的自由以前就存在了。

在文艺复兴时，哲学是由北方民族开始的。在他们的宗教习惯当中，需要由理性来克服的偏见比在南方人的宗教习惯当中的少得多。北方的古代文学含有的迷信成分也比希腊神话中少得多。《埃达》中固然也有一些荒谬的教条和寓言，但是北方的宗教观念差不多全都是和被热烈颂扬的理性相适合的。他们神话里的所谓飘浮在云端的鬼魂，只不过是由感官形象产生一种回忆罢了。

……

英国人和以后的德国人的伟大戏剧效果根本不是得自希腊题材，也不是得之于希腊的神话教条。英国人和德国人是以与最近几个世纪的轻信较为接近的迷信成分来激起人们的恐惧之感。他们特别善于刻画意志坚强而思想深刻的人们所痛苦地感受的不幸，来激起读者的上述感觉。我曾经说过，死亡这个概念在人身上产生的效果是大是小，主要取决于人们的宗教信仰。苏格兰行吟诗人的宗教，它的色彩一直比南方的宗教阴沉些，也更加超越世俗……

在各个国家中，爱情发展的历史都可以从哲学的观点去考察。爱情这种感情的描绘似乎完全以表现这种感情的作家的个人感受而异。作家在表现他们最切身的情感时所采用的语言也必须受周围的社会风尚的制约，这就是社会风尚对他们的影响。彼特拉克一生中经历的爱情看来要比《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作者以及好些英国诗人如蒲柏、汤姆逊、奥特维等来得幸福些。在读北方作家的作品时，我们不是仿佛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大自然、另外一些人与人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世界吗？他们所写的某些诗歌的完美当然体现了作者的天才；可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同样的作家如果是在意大利，即使当他们感受到同样的激情，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这是因为，在以追求名声为目的的文学作品中，通常总是民族和时代的普遍精神比作家的个人性格留下更多的痕迹。

最后，促使现代北方各民族比南方的居民具有更多哲学精神的是新教，这是差不多所有北方各民族都接受了的。宗教改革时期是最有效地促进人类走向完善的一个历史时期。信教当中没有任何足以产生迷信的幼芽，反而给与德行以它从感官判断中可能取得的全部支持。在信奉信教的国家中，新教丝毫也不妨碍哲学的研究，它还有效地维护风尚的纯洁……

——斯达尔夫人．论文学［M］//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二册．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71-77．

当你已在人的身上观察并注意一个、两个、三个，以至多个感觉的时候，这就算是足够了吗，或者你的知识就显得完全了吗？心理学就只是一系列的观察吗？不是的；这儿也和别处一样，我们在搜集事实之后，还必须找出原因。不论事实属于肉体或属于道德，它们都有它们的原因；野心、勇敢、真理，各有它的原因，同样，消化、肌肉的运动、体温，也各有它的原因。就像硫酸和糖一样，罪过和德行都是某些原因的产物；每一个复杂的现象，产生于它所依存的另一些比较简单的现象。那么，就像找出产生多样肉体性质的简单现象那样，让我们找出产生多样道德性质的简单现象来吧……

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得到的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我们所谓的种族，是指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人和牛马一样，存在着不同的天性，某些人勇敢而聪明，某些人胆小而存依赖心，某些人能有高级的概念和创造，某些人只有初步的观念和设计，某些人更适合于特殊的工作，并且生来就有更丰富的特殊的本能，正如我们遇见这一类的狗优于另一类的狗——这些狗会追逐，那些狗会战斗，那些狗会打猎，这些狗会看家或牧羊。这儿我们有一种突出的力量——它是如此突出，以致我们仍能在其他两种动力给人所产生的巨大偏向之中，把这一力量辨别出来；一个种族，如古老的阿利安人，散布于从恒河到赫布里底的地带，定居于具有各种气候的地区，生活在各个阶段的文明中，经过三十个世纪的变革而起着变化，然而在它的语言、宗教、文学、哲学中，仍显示出血统和智力的共同点，直到今天，这个共同点还把这一种族的各个支派结合起来。这些支派虽然不同，但他们的血统并没有被消灭；野蛮、文化和移植、天空和土壤的不同，命运的好坏，都不曾起作用：原始模型的巨大标记仍然存在，我们仍能从时代所给予他们的第二性的痕迹下面，发现原始印记所含有的两个或三个显着特征……

我们这样勾画了种族的内部结构之后，必须考察种族生存于其中的环境。因为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环绕着他，人类环绕着他；偶然性的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的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或凝固的作用。有时，气候产生过影响。虽然我们只能模糊地追溯，阿利安人如何从他们共同的故乡到达他们最终分别定居的地方，但是我们却能断言，以日耳曼民族为一方面和以希腊民族与拉丁民族为一方面，二者之间所显出的深刻差异，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之间的差异：有的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其他的却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一开始就倾向于社会的事物，固定的国家组织，以及属于感情和气质方面的发展雄辩术、鉴赏力、科学发明、文学、艺术等。有时，国家的政策也起着作用，例如意大利的两种文明便是这样形成的：第一种完全倾向于行动、征服、政治、立法，这是由于用以自卫的城的原来位置、边境的大市场、武装的贵族政权，这些贵族弄来许多外国人或被征服者，加以训练，建立了两支互相敌对的军队，于是无法摆脱内部不和与贪婪本能，而只有经常的战争了；另一种则由于各个城邦政权的稳固、教皇的世界地位以及邻国的军事干涉，因而没有统一的政治局面和任何巨大的政治野心，但这种文明受到高尚和谐的精神的全面指导，而趋向于对快乐和美的崇拜。有时，社会的种种情况也会打下它们的烙印，如十八个世纪以前的基督教，和二十五个世纪以前的佛教，当时在地中海周围，以及在印度斯坦，阿利安的征服和它的文明产生了一些最后的结果，造成了难于忍受的压迫、个人的被征服、极度的失望，以及认为世界是苦恼的思想，同时也发展了形而上学和神话，以致处在这悲惨地狱中的人感到他的心已经软化，便产生自我否定、慈悲、温柔、驯良、谦逊、博爱等观念——那儿，是抱着一切皆空的想法，这儿，是处于上帝的天父般的权威之下。你应该看看你的周围，看看那个植根于一个种族之中而控制一切的本能和才能吧——简而言之，那就是今天这个种族在思考和行动时，它的智力所表现的状态：你将会时常发现，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铸和塑造……

还有一个第三级的原因；因为，同内力和外力一起，存在着一个内、外力所共同产生的作用，这个作用又有助于产生以后的作用。除了永恒的冲动和特定的环境外，还有一个后天的动量。当民族性格和周围环境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人们在不同的顷间里运用这个底子，因而印记也不相同；这就使得整个效果也不相同。例如，考察一下文学或艺术的两个时代——高乃依时代的和伏尔泰时代的法国文学，埃斯库罗斯时代的和欧里庇德斯时代的希腊戏剧，达·芬奇时代的和伽多时代的意大利绘画。真的，在这两个极端的任何一端上，一般的思想并没有变；再现或描画的主题，总还是同样的、人的类型；诗句的格式、戏剧的结构、人体的形式，也都持续不变。但是，在若干差异中，却有这样一种差异，即一个艺术家是先驱者，另一个是后继者；第一个没有范本，第二个有范本；第一个面对面地观看事物，第二个通过第一个来观看事物；艺术的许多主干丧失了，印象的简洁庄严减少了，悦人的优美的形式增加了——总而言之，第一个作品影响了第二个作品。因此一个民族的情况就像一种植物的情况；相同的树液、温度和土壤，却在向前发展的若干不同阶段里产生出不同的形态、芽、花、果、子、壳，其方式是必须有它的前驱者，必须从前驱者的死亡中诞生……这种创新而又普遍的观念，出现在整个行为和思想的领域里；当它以毫不自觉却又成为体系的一些作品覆盖了世界之后，它就消萎了、死去了，而一个新的观念兴起了，它注定要占同样的支配地位，创造同样多的事物。这儿要记着，后者部分地依靠于前者，前者以其自身的影响去结合民族思想和周围境况的影响，从而把它的倾向和方向给予了每个新创事物……我们可以如此断言：若干世纪的主流把我们导向一些不可预知的创造，这些创造全由这三个原始力量所产生和控制；如果这些力量是能够加以衡量和计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从它们那里，犹如从一个公式上演绎出未来文明的特征；尽管我们的计算显然是粗略的，我们的衡量根本上也不精确，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企图对我们的一般命运提出某种看法的话，我们的预言的基础仍必须建筑在对这些力量的考察上。因为，我们在列举它们时，已接触到这些动因的整个范围；我们在考察那作为内部主源、外部压力和后天动量的“种族”、“环境”和“时代”时，我们不仅彻底研究了实际原因的全部，也彻底研究了可能的动因的全部。

——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M］//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着选编：中卷．杨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50-155．

上面考察过艺术品的本质，现在需要研究产生艺术品的规律。我们一开始就可以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我以前曾经向你们提出这规律，现在要加以证明。

……

为了使艺术品与环境完全一致的情形格外显着，不妨把我们以前做过的比较，艺术品于植物的比较，再应用一下……

……

所以气候与自然形势仿佛在各种树木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一种树木生存繁殖，而多多少少排斥其余的。自然界的气候起着清算与取消的作用，就是所谓“自然淘汰”。各种生物的起源与结构，现在就是用这个重要的规律解释的；而且对于精神与物质，历史学与动物学植物学，才具与性格，草木与禽兽，这个规律都能适用。

……

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严格说来，精神气候并不产生艺术家；我们先有天才和高手，像先有植物的种子一样。在同一国家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有才能的人和平庸的人数目很可能相同。……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若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由于这个作用，你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色彩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向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

……

……你们将要看到，浏览一下历史上的各个重要时期也能证实我们的规律。我要挑出四个时期，欧洲文化的四大高峰：一个是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时代；一个是封建与基督教的中古时代；一个是正规的贵族君主政体，就是十七世纪；一个是受科学支配的工业化的民主政体，就是我们现在生存的时代。每个时期都有它特有的艺术或艺术品种，雕塑，建筑，戏剧，音乐；至少在这些高级艺术的每个部门内，每个时期有它一定的品种，成为与众不同的产物，非常丰富非常完全；而作品的一些主要特色都反映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色……

——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