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和《琵琶行》是中唐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两篇叙事长诗，被诗人自己归在“感伤”诗一类，是白居易的讽谕诗以外的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杰出的叙事名篇。

《长恨歌》是白居易35岁时的作品，是诗人诗作中最长的一篇。它的内容是描写唐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作品的主题是双重的。诗的前半部分比较尖锐地讽刺和批判了唐玄宗的纵情女色、荒怠国政和杨贵妃的恃宠而骄、惑乱朝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是前半部分的画龙点睛之笔，活画出一个荒淫帝王的形象，也点出了他的“重色思倾国”是造成悲剧的“长恨”之因。诗的后半部分，诗人以悲天悯人的笔触，着意叙写了唐玄宗刻骨铭心的无尽相思，既写了人间的唐玄宗回首往事，悔恨交加，痛惜伤怀，百无聊赖的情状，又写了仙界的杨贵妃在蓬莱宫中接见玄宗使者时，仙袂飘举，含情凝涕，千叮万嘱，托物言情的场面，使诗的主题为之一变：由讽刺和批判转入对忠贞不渝爱情的歌颂与同情。主题的二重性是诗人世界观局限性的表现。在诗人看来，唐玄宗既是个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这种认识造成了《长恨歌》这篇作品的讽刺与同情交织，批判与歌颂融会的矛盾。

《长恨歌》是一篇颇有艺术特色的叙事诗。首先，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艺术虚构为诗篇增加了永久的魅力，诗的后半部分充满恍惚迷离而又情真意切的描写，错落有致地描绘了一幅仙人奇境的幻想图画。写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使情节更加曲折动人。其次，《长恨歌》做到了抒情与叙事的完美结合，一些抒情的诗句既是主人公心灵的自白，也是作者的同情心的不期而然的流露。《长恨歌》的语言精美流利，抒情气氛浓厚，具有音韵和谐的特点。诗人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写的序言中评论他的作品说：“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长恨歌》就是这样一首流传广泛而久远的名篇。元代剧作家白朴的《梧桐雨》、清代剧作家洪升的《长生殿》都取材于《长恨歌》，并深受其思想倾向的影响。

《琵琶行》是白居易45岁时的作品，写于他被贬江州的第二年。诗人在“序”中记叙了《琵琶行》写作的缘起和素材来源。诗中写他听一个昔日的著名歌妓弹奏琵琶，诉说身世，哀叹琵琶女沦落江湖的不幸命运，并借此抒发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失意之感和苦闷心情，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琵琶行》通过一个琵琶女“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归宿，概括了封建时代歌妓们的共同命运，表现了诗人对下层妇女的尊重和同情。

《琵琶行》是叙事诗，却具有很浓郁的抒情色彩。诗中关于弹琵琶的一段音乐描写，以新颖精妙的比喻，细致入微的艺术语言，生动真切地再现了弹奏琵琶的音响、旋律以及指法，并描绘、渲染了音乐的感人的效果。全诗结构完整、紧密，层次清楚，景物描写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也很出色。

虽然白居易把《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长诗归入感伤之作，事实上，它们与《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讽谕诗，在艺术手法与讽谕主旨上是极为相近的。这两首长诗在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流传了。唐宣宗李忱在一首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说明了作品受世人欢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