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
总论
辽金元以异族僭主中国，士气消沉，文学本无特色。金虽有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元虽有王恽、赵孟頫、刘因、表桷、姚燧、虞集、杨载、揭傒斯辈，然求其古文之能与宋贤抗手者殆无之矣。金元惟曲可谓特放异彩，诗亦鲜有大家，散文更不足论矣，明太祖驱逐异族，还我河山，士气为之一振，故明初古文家如宋濂、刘基诸人之文，皆雄伟博大，足以觇国运也。
林传甲云：“明初文臣，宋濂为首，其文昌明雅健，自中节度。濂学于吴莱、柳贯、黄、皆元末之杰士。刘基与濂齐名，为文神锋四出，闳深肃括。方孝孺受业于濂，气最盛而养未至。危素之文，演迤澄泓，而人不足重。解缙通博，《永乐大典》即出其手。明初洪永之间其文体精实，略可见矣。自杨荣、杨士奇以雍容平易为台阁体，柄国既久，摹效者遂流为肤廓，是时文人惟王鍪学苏学韩，虽为时文，亦根柢古文也。李梦阳厌台阁体之冗沓，起而复古。何景明之流，和之以艰深钩棘，为秦汉之法，而七子之体遂风行一世。然是时王守仁之交，博大昌达，足以砥柱中流。既而后七子继起，李攀龙王世贞为之冠。其高华伟丽，斑驳陆离，直可抗扬马，揖李杜。王州《山人四部稿》，尤风行一世，俗子窃其篇章，裁割成语，亦觉烂夺目。及其久则成腐败。故为袁宏道、艾南英所讥。归有光出而为明白晓之文，庶几乎无弊矣。然其文惟留意于抑扬顿挫间，亦无谓也。有明诸家得失互见，论古文者仅录归熙甫一人，亦未允矣。”
林氏之论亦可谓简括。然吾以谓明之文学诗与文多不外因袭前人，不特不能过之，且远不相及。惟传奇八股。为其所创造。而八股尤为普遍。降至清代，取士仍用八股。故明清两代，实可谓为以八股为文化之时代焉。此时代之古文，实受八股之影响不少；盖无人不浸淫渐渍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深受其陶化也。
王士祯《池北偶谈》云：“予尝见一布衣，盛有诗名，而其诗实多有格格不达处。以问汪钝翁，汪云：此君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则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晖《玉堂嘉话》一条云：‘鹿庵先生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不犹户也。’亦与此意同。”
梁章钜《制义丛话》于载《池北偶谈》条下亦云：“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八韵律诗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长于作官牍文书，亦未有不从八股格法来，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
章炳麟：“注疏者八股之先河；明清之奏议，八股之支派也。”盖注疏释经，八股文为衍绎四子书及五经之义理；故注疏外式异八股，而内函为八股之所自出；明清奏议，为八股之余事，故明清奏议，形体异八股，而精神实为八股之支流。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第一节 明真复古派前后七子之散文
明自开国之初，刘基、宋濂文尚豪纵。其后文字狱屡兴，士气亦渐萎靡。永乐、成化之间，杨士奇、杨荣、杨溥之徒，所作号称台阁体，益逶迤缓懦。至弘正间，李梦阳始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睥睨一世。此复古运动，固台阁体之反响，实亦八股文之反响也。盖自成化以后，八股文盛行之际，文士于四子书与八股文之外，可以不读他书。凡所为散文骈文，无非空疏，故李何辈思有以矫之，使人知《四书》外尚有古书，八股外尚有古文也。然李何等之文，皆袭貌遗神，不过优孟衣冠而已。故正德以后，王慎中唐顺之等提倡韩柳欧曾等八大家之文以矫之，海内靡然从风。则嘉靖之间，又有李攀龙者，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不足观，于明独推李梦阳；与谢榛，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称七才子，以与王慎中等八家派相持，皆欲步趋秦汉，而固为佶诎其词，晦滞其意者也。是为古文之真复古派。其与韩柳之提倡复古，为恢复西汉以前文体之解放者，不翅东西之相反焉。前后七子之文多，不能详论，兹略述二李，见一斑焉。
李梦阳《明史·李梦阳传》云：“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母梦日堕怀而生，故名梦阳。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而后人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四库总目》《空同集》六十六卷。
李攀龙《明史·李攀龙传》云：“李攀龙字于麟，历城人；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与友人许邦才，殷士儋。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四库总目》《沧溟集》三十卷，附录一卷。
禹庙碑
李梦阳
李子游于禹庙之台，览长河之防。孤哉故宫，平沙四漫，避盼故流，北尽碣石，九派湮淤，云草浩浩，于是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导川为陆，易为宁，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庐，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谓万世永赖者也。然问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庐者弗知、陆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生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圣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灾也，号呼而祈恤。于是智者则指之所从来，而庙者兴矣。河盟津东也，蹙旷肆悍，势犹建瓴，堤堰一决数郡鱼鳖，于是昏垫之民，匍匐诣庙，稽首号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谓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则近，近则浅，浅则疑，如秦穆赐食善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闻有庙桓文者也，故曰：予观禹庙而知王霸之功也。或问汤文不庙，李子曰：圣人各有其至，尧仁舜孝，禹功汤义，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学，是也。夫功者切于灾者也，大梁以灾故，是故独庙禹。是时监察御史澶州王子会，按江南，登台四顾，乃亦怆然而悲曰：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览，尝蹑州城，眺沧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历三河，揽淮泗，极洪流而尽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庐耶？能者宁耶？川者陆耶？嗟乎，予于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谓微禹吾其鱼者耶！所谓美哉勤而不德者耶！于是饬所司葺其庙，而属李子碑焉。王子名凑，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则为迎送神辞三章，俾察者歌之以侑焉，其辞曰：
天门兮显辟，赫赫兮云吐。窈黄屋兮陆离，灵总总兮上下。羌若来兮倏不见，不见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横四海兮怒波，弦兮镗鼓，神不来兮谁怒？执河伯兮显戮，饬阳侯兮清路。灵霭兮来至，风冷冷兮堂户。舞我兮我醑，尸既饱兮颜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风九河兮涛莫云。兮昏雨，王驾凤兮骖文鱼；龙翼翼兮两，怅佳期兮难屡。心有爱兮易离，爱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归来兮庇吾民。
太华山记
李攀龙
经曰：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盖指华中削成而四方者尔。四方之外未之尽华山也。自县南十里入谷，逶迍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即西南出，不可行。行东北大中，中一峡，裁容人左右穿受不满足穿受手如决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峡。北不至十步复得一峡百尺，人上出如前峡，曰百尺峡。则东南行，崖往往如覆墩出入穿其穹中，行穹中，穿如仄轮牙也。崖绝为桥者二所。东北径云台峰，东南得大阪，可千尺，人从其罅中蹑衔上，阪穷为栈，五步，顾见罅中如一耦一畎，新发诸耜矣。罅中穿如峡中，峡中衔如罅中，峡中之垂，罅中之倚，皆自级也。栈北得崖径丈，人仄行于穿手在决吻中左右代相受，踵二分垂在外，足以茹则啮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北不至十步，崖乃东折，得路尺许于崖剡中，人并崖南行，耳如属垣者二里，剡穷复西出崖上行，则积穿三丈。有崖从北来，北崖上，腹高三丈自首南行崖如前，中属耳耳矣。三里而近，为苍龙岭，岭广尺有咫，长五百丈。崖东西深数千仞，人莫敢睨视。是郦生所称搦岭颂骑行者矣。虽今得拾级行哉，足欲置之置，先尝一足于级上，置也，然后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犹若置入石中者，犹人人不自固，匍匐进也。级穷得崖，马高三丈，一隅西北出，入从其隅上南一里，得崖又尽嗷，不可以穿自级也，是皆所谓悬度矣。不至百步西北，冒大石出崖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树，称五将军。崖上者不见杪，崖下者不见本，从悬中望见松，如树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囷，不知何来。客于此横路而处逾之，为穿径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灵掌，在削成东北方壁上，不尽壁五丈许，人不得至。掌二丈许，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寻之戟，从悬中望见掌，即五指参差出壁上也。又西南百步，谐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东北望所从削成道。道从东北隅出二十里，是于云台峰，犹杓之在斗矣。削成上四方顾其中，污也。上宫在污中西南，玉井在上宫前五尺许，水出于其上，潜于其下，东北淫大坎，凡二十八所。北注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从上幂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宫东南上三里许，得明星玉女祠，含神雾称明星玉女持玉浆，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长十丈许，祠前辄折，折下有穴。穴有石，石如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臼者一所，水方澹澹也。下从祠东南峡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轮。东南行三里，望见卫叔卿之博台，在别岭，为埒不尽，崖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崖南北崖也。欲度者先握崖自悬崖中，乃跖崖自沃令就，不得还跖崖，自沃得而后释所自悬也。此即秦昭王使人施钩梯虚也。西南上三里许得一峡如括，曰：天门。门西出为栈，而铜柱陕不能尺长二十丈，栈穷穿井下三丈，窍旁出，复西行为栈，而铜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天门旁有台，如叔卿之台。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觞百神也。从上望壁下大溪，溪肆无景，即自中窈窈尔。久之，一山其未若镞矢，顷即失之矣。是为南峰，削出南壁上。东峰出东南隅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壁上。从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矣。攀龙曰：余既达削成四方中，不复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载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见黄河从塞外来，下窥大壑，精气之所出入，又未尝不爽然自失也。
自来论明文者多贬词。惟今人钱基博《明代文学自序》云：“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谭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着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救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琵琶》一记，尽洗胡元古鲁兀刺之风，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厌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顾论文者则狃桐城家言之绪论，而亟称归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救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与韩柳为异，以扬六朝之颓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别有在也。又论者以钱谦益文为秽杂。此亦拾桐城家之唾余，而不免求全之毁。钱氏以明代文章钜公，而冠逊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至于极推欧阳修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而下开归氏；又翘归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发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胥出钱氏之绪论，有以启其涂辙也。特其为文章，盛气缛语，错综奇偶，七子之习，湔洗不尽，自与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归氏之洁适者异趣。然以视湘乡曾国藩之为文，从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扬马，复字单谊杂厕其间，务为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者，何必不与钱氏后先同符？钱氏从王李入而不从王李出，湘乡从姚氏入而不从姚氏出，自出变化，以不姝暖于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世论不敢薄湘乡，而务集谤于钱氏，多见其不知类也。”钱说可为明文一吐气矣。然其论李梦阳云：“不懈及古，力求拔俗，大率类是；然不免雕琢伤元气未能浑成天然。杨士奇、李东阳以啴缓见余力，而或懦不能以自振，芜不能以自裁。李梦阳、何景明以生奥得古致，而卒涩不能以自运，格不能以自吐。傥知此之所以得，即徵彼之所为失。亦文章得失之林也。”论王世贞与李攀龙云：“世贞之与攀龙，摹拟秦汉同而所为摹拟则异。攀龙只剽其字句；世贞得其胎息；然七子之学，得于诗者较深；得于文者颇浅。故其诗多自成家，而古文则钩章棘句，剽袭秦汉之面貌者，比比皆是，故不独一攀龙。”则于明文亦多不满之词也。
第二节 反七子派之散文
有明一代之散文，可分为七派。一曰开国派，刘基、宋濂之徒主之。二曰台阁派，杨士奇、杨荣之徒主之。三曰秦汉派，亦可名曰真复古派，前后七子是也。四曰八家派，亦可名曰反七子派，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之徒主之。五曰独立派，不旁古人，自写胸臆，陈白沙、王守仁之徒主之。六曰公安派，袁宗道、宏道之徒主之，七曰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之徒主之。开国派近于叫嚣；台阁派过于肤庸；公安、竟陵，学太无根；苟非专研明代文学史者，皆可以勿论也，前后七子之文，欲复秦汉，固优孟衣冠，然与八家派互相角逐，亦明代文学史最大之关键也。前后七子之得失，前节已略论之，今进而论八家派焉。八家派受前七子文必秦汉之反响。而以唐宋八家矫之：始之者为王慎中，继之者为唐顺之、茅坤，而归有光集其大成焉。
王慎中《明史·文苑传》：“字道思，晋江人；四岁能诵诗，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峻、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忭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与顺之齐名，天下称之曰王唐。”《四库总目》《遵岩集》二十五卷。
唐顺之《明史·唐顺之传》：“字应德，武进人；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籍；年三十，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官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卜筑阳羡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总督王以下，俱贬秩；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兵，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仆少卿。宗宪言顺之权轻，乃加右通政。顺之闻贼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镗拒三沙，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广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镗、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镗、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时盛暑，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顺之右佥都御史，代遂巡抚。顺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渡江，贼已为遂等所灭。淮扬适大饥，条上海防善后九事。三十九年春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裨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外集三卷。
与茅鹿门书
夫两汉以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于老庄家有老庄本色，纵横家有纵横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后，纵横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
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
然则秦汉而上，虽为老、墨、名、法、杂家之说而犹传，今诸子之书是也；唐宋而下，虽其一切语性命、谈治道之说而亦不传，欧阳永叔所见唐四库书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后之文人欲以立言为不朽计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茅坤《明史·文苑传》：“字顺甫，归安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着《文编》，自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鹿门，坤别号也。”着有《白华楼藏稿》等。
八大家文钞总序
孔子之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故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以下，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文学之科，并不得与，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金之指南，人于其间以独禀之气而又必为之专一，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裨灶之于占，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僚之于丸，秋之于奕，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之以专一之学，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焚经坑学士而六艺之旨几辍矣。汉兴，招亡经，求学士，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始稍稍出。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以上，非不矫然龙骧也。然六艺之旨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弩，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着书论序记碑铭颂诸辩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以后，唐且中坠，沿及五代，兵戈之际，天下寥迁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子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才旨小大，音响缤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籍之遗，则共为习而户眇之者也。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袤骐骥于千里之间，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涂之蓟而辕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如何耳。如所云，则必太羹酒元之尚，茅茨土簋之陈，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我明宏治、正德间，李梦阳起北地，豪隽辐凑，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得无湛浮涤滥而互相剽裂已乎？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家各有引，条疏如左。嗟乎，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己。谨书之以质世之如我者。
归有光《明史·文苑传》：“字熙甫，昆山人；年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四书五经三史诸书。嘉靖十八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谈道、学徒常数百人，称为震川先生。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文坛，有光方相抵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趣，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四部丛刊》影印康熙刊本《震川先生集》卅卷，别集十卷，附录一卷。
项脊轩记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树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由谓与陷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吾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
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王拯书此记后曰：“往时上元梅先生在京师，与邵舍人懿辰辈过从，论文最欢，而皆嗜熙甫文。梅先生尝谓舍人与余曰：君等嗜熙甫文孰最高，而余与邵所举辄符，声应如响，盖《项脊轩记》也。乃大笑。日者友人又以此文示余者曰：读是文久，有不可解者，徐指文中‘余既为此志’句，问所由。余曰：此文后跋语耳，而着录者误与文一。友人顾未之信，将以质梅先生，未果也。按文‘余既为此志’后百十四字，历叙记文以后十余年事，语尤凄怆，与文境适相类，刻本又联属之，人因第赏其文，而遂不察其为后跋语耳。志与记义本通，所谓此志既记文也。文自首至‘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句，记轩中景物。自‘庭中通南北为一’至‘为篱为墙凡再变’句，记轩之沿革。自‘家有老妪’至‘瞻顾遗迹如昨日事令人长号不自禁’句，记轩中遗事。其后又足以‘轩前故尝为厨’及‘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数言，乃记轩者毕矣。‘项脊生曰’下，‘余既为此志’句上，则文之后论，例如志之有铭，传之赞而骚之乱也。中引蜀清居丹穴诸葛孔明卧隆中二事，窃以自比。然则熙甫之志非将欲大有为于当时者耶。蜀清其后秦皇帝为筑台，孔明辅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皆事振烁于当时而名施后世；而其始在丹穴与隆中，熙甫所谓昧昧一隅，人莫有知之者。诚与熙甫处败屋中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谓陷井之蛙者同。独熙甫穷老荒江，晚得一第，仅官令至寺丞，曾不得以有所设施于世，以与蜀妇怀清孔明隆中事业颉颃，至独以其文章为一代之雄耳。顾自文章言，则自元明以来，上下数百年间，莫与并者；虽不得以比迹隆中，亦岂怀清寡女积镪之豪之所可及者哉？余又叹夫熙甫之文，流传至数百年，其为人所最叹赏如此记者，而其着录舛谬若此；而人多忽之，毋亦吾侪读书卤莽之一端耶？熙甫自谓作此记后五年，妻始来归，然则此记之作其年未冠时乎？何成就如熙甫，而其通集之文未有能高出乎少小时之所为者耶？梅先生言文人方出手时，当其至者大致已定；年与学进，推扩之耳；其至之处，不能有加，不其信欤？忆与梅先生别久，舍人辈亦星散，追维讲益，不可复得；因读熙甫此文而并志之，以志慨云。”
曾国藩书《归氏文集》后云：“近世缀文之士，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自《周诗》有《崧高》、《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徒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未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彼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匮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曾氏之于归文可谓论之切当者矣。柱尝谓前后七子之文，固不免为秦汉伪体。八家派矫之，虽颇有真气，是其所长；然其体亦已小，只宜于家常小事，呢喃儿女语，如所为《项脊轩记》、《寒花葬志》等，且不免有小说气矣。盖专以神韵相尚，亦必至如此。譬之于诗，只宜作五七言绝句而已。
第三节 明独立派之散文
吾国自明以来，论文者多拘于成见，以谓文非学秦汉，即当学唐宋。而自明前后七子摹拟秦汉失败之后，即秦汉亦不敢言；惟以八家为极则。八家之中，尤以欧阳之神韵，三苏之从横为上乘。学欧阳所以便于八股。习三苏者所以利于策论。一言以蔽之，皆为科举之计而已。而独立不倚之士，其所为文，不摹拟唐宋，亦不仿效秦汉，卓然自成一体者，往往被所谓古文家者诋为不成家数。故虽有杰作，竟见遗于庸夫之目，可胜慨哉！吾观有明一代，如陈白沙、王阳明两先生之文，浩气流行，不傍古人壁垒。读其文往往令人感激，忠义之气悠然而生，而自古之论文者罕及焉，何邪？兹以其能绝去依傍，不为古人舆台，故名曰独立派。
陈献章《明史·儒林传》：“字公甫，新会人，举正统十二年乡试，再上礼部不第。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久之，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和杨时此日不再得诗一编。惊曰：龟山不如也。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着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四库总目·白沙集》九卷。
慈元庙碑
世道升降，人之任其责者君臣是也。予少读宋史，惜宋之君臣，当其盛时，无精一学学问，以诚其身；无先王政教，以彰天下。化本不立，时措莫知，虽有程明道兄弟不见用于时，迹其所为，高不过汉唐之间；仰视三代以前，师傅一尊而王业盛，畎亩既出而世道亨之君臣，何如也？南渡之后，惜其君非拨乱反正之主，虽有其臣，任之弗专，邪议得以间之。大志弱而易挠，大义隐而弗彰，量敌玩仇，国计日非，往往坐失机会，卒不能成恢复之功；至于善恶不分，用舍倒置；刑赏失当，怨愤生祸，和议成而兵益衰，岁币多而民愈困，如久病之人，气息奄奄；以及度宗之世，则不复惜，为之掩卷出涕，不忍复观之矣。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刘文靖广之以诗曰：王网一紊国风深，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细玩，蓍龟万古在人心。噫，斯言也，判善恶于一言，决兴亡于万代，其天下国家治乱之符验欤！宋室播迁，慈元殿草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崖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甚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弘治辛亥冬十月，今户部侍郎前广东右布政华容刘公大厦，行部至邑，与予泛舟崖山，吊慈元故址，始议立祠于大忠之上，邑着姓赵思仁请具土木，公许之。予赞其决曰：祠成当为公记之。未几，公去为都御史，修理黄河，委其事府通判顾君叔龙。己寅冬，祠成。是役也，一朝而集制，命不由于有司，所以立大宋，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碑于祠中，使来者有所观感。弘治已巳未夏，予病小愈，尚未堪笔砚，以有督府邓先生之命，念慈元落落东山作祠之言，久未闻于天下，力疾书之，愧其不能工也。
白沙尚有题《崖山奇石阴》诗云：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洪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粤中尝有奇石榻本，其文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盖白沙居近崖门，每登临奇石，凭吊宋帝与张陆诸臣殉国处，见张洪范纪功之铭，乃为冠一宋字于其上以丑之；更于石阴题一诗，即此诗也。白沙又有《崖山吊陆公祠》诗云：伤心欲写崖山事，惟看东流去不回，草木暗随忠魄尽，江淮长为节臣哀，精神贯日华夷见，气脉凌霜天地开，耿耿圣旌何处是，英灵抱帝海涛隈，此外尚有《崖山大忠祠诗》、《崖山泊舟奇石下风雨夜作诗》，与《李世卿同游崖山诗》，所以屡诗不一诗者，盖上承宋代民族主义派文学之精神，而下开明末民族主义派之文学，如瞿稼轩陈元孝诸先生所为者也。陈元孝《舟泊崖山诗》云：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云雨至今悲。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仇人拜古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愧向苍苔读旧碑。盖元孝为岩野先生之子，岩野既殉国，搜捕元孝甚急，故有停舟我亦艰难之句。其诗于夷夏之防，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矣。
王守仁《明史·王守仁传》：“字伯安，余姚人。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梦神人自云中送儿下，因名云。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访客居庸、山海关，时阑出塞，与诸属国夷角射，纵观山海形胜。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又云：“王守仁始以直节着，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生埽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无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焉。”《四部丛刊》影印明庆隆刊本《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
与毛宪副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感激之至，言无所容。
但差人至龙场陵侮，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请谢乎？
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而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
执事之谕，虽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励，不敢苟有所隳堕，则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顿首以谢。
阳明此文，殆可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天地之间者矣。其文真可与《孟子》并读。
第四节 清代桐城派之散文
刘师培云：“明代末年，复社几社之英，以才华相煽，敷为藻丽之文。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若商丘侯氏，大兴王氏刘氏所为之文，悉属此派。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轨则，其体出于明允子瞻；或以为得之苏张史迁，非其实也。余姚黄氏亦以文学着名，早学纵横，尤长叙事；然失之于芜，辞多枝叶；且段落区分，牵连钩贯，仍蹈明人陋习；浙东学者多则之。季野榭山咸属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亦近代所罕觏也。时江淮以南，吴越之间，文人学士，应制科之征，大抵涉猎书史，博而不精，谙于目录词章之学，所为之文，以修洁擅长，句栉字梳，尤工小品。然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竹坨、次耕，其最着者也。钝翁、渔洋、牧仲之文，亦属此派。下迨雍乾，堇甫太鸿，犹沿此体，以文词名浙西，东南名士咸则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而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若治经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家言，及其为文，遂各成派别。东原说经简直高古，逼近《毛传》，辞无虚设，一矫冗长之习；说理记事之作，创意造词，寖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见其匹。后之治古学者咸宗之。虽诂经考古远逊东原，然条理秩如，以简明为主，无复枝蔓之词，若高邮王氏，仪征阮氏是也。故朴直无文，不尚藻绘，属辞比事，自饶古拙之趣。及掇拾者为之，则剿袭成语，无条贯之可寻，侈征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杂采纬之书，用以解经，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脆异之词，足以悦目。且江南之地，词曲尤工，哀怨清遒，近古乐府，故常州之文亦词藻秀出，多哀艳之音，则以由词曲入乎之故也。庄氏文词深美闳约，人所鲜知。其以文词着者则阳湖张氏，长州宋氏，均工绵邈之文；其音则哀而多思，其词则丽而能则；盖征材虽博，不外纬词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俪词，虽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与宋氏同，则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若夫旨乖比兴，徒尚丽词；朝华已谢，色泽空存；此其弊也。数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于史赞，为文别立机杼，上追彦升；虽字酌句斟，间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动中自然；秀气灵襟，超轶尘；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为出于《左传》、《国语》，殆誉过其实。厥后荆溪周氏，编辑《晋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阳魏氏，仁和龚氏，亦治今文之学。魏氏之文明畅条达，然刻意求新，故杂奇语。以骇俗流。龚氏之文，自矜立异，语羞雷同，文气佶聱，不可卒读，成语求艰深，旨意转晦，此特玉川之流耳；或以为出于周秦诸子，则拟焉不伦，此又一派也。若夫简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奥自矜，虽以气运辞，千言立就，然乱而无序，泛滥而无归，华而不实，外强中干；或怪诞不经，近于稗官家言；文学之中，斯为伪体，不足以言文也。近代文学之派别；大约若此。然考其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复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此近世文体变迁之大略也。近岁以来，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
刘氏所列清代文派虽众，然其足以卓然自成家者，古文家则桐城派与阳湖派，经学家则古文之考据与今文之词章是也。今叙散文，故姑舍后二者而论前二者。
桐城派之文，源于明之归有光，前已言之矣。当时师事有光者有昆山张应武、沈孝；嘉定邱集、李汝节、潘士英。至清私淑有光者有长洲汪琬、泰州张符骧，而长洲彭绍升则宗之尤甚，自号为知归子；而与绍升相切劘者有长洲彭绩、薛起凤；又巴陵吴敏树则非议桐城而亦宗师归氏者也。桐城方苞亦喜归氏，以为言之有序者，为文阳言左马义法，而实亦阴宗归氏之抑扬，惟根底较深，不似归氏之陋；故遂为清代桐城文派之开宗。时师事苞者有方杓、张尹、刘大櫆；与大魁友善而深得方苞义法者有姚范，皆桐城人也。又有天津王又朴、大兴王兆符、歙县程崟，无锡刘齐、高密单作哲、昌平陈浩、上海曹一士、吴江沈彤、皆师事方苞；而彤湛于经术，其文尤粹；彤再传为青甫王昶，则古文家而兼考据家者也。其私淑方苞者有沅陵吴大廷，大廷弟子有湘乡刘蓉，与曾国藩、吴敏树、郭嵩焘以古文相切劘，此皆方氏之嫡传也。传刘大櫆之学者，有歙县吴定、程晋芳、金榜，榜并受经学于江永戴震；而桐城姚鼐亦亲受文法于大櫆及姚范，其成就尤在方刘之上，所撰《古文辞类纂》一书，士人尤服其精鉴；门下有娄县姚椿，上元梅曾亮、管同，桐城方东树、李宗传、刘开、姚莹、方绩，新城陈用光、无锡秦瀛、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皆最有文名；同子嗣复，宗传弟子山阴宗稷辰，曲阜孔宪彝，亦传姚氏之学；瀛又传其学于同邑安诗，武康徐熊飞；用光传于寿阳祁藻。其私淑姚鼐者有嘉兴钱仪吉，仪吉从弟泰吉，湘乡曾国藩。国藩尝自谓粗解古文由姚氏启之，列姚氏于圣哲画像三十二人中，可谓备极推崇矣。然曾氏为文，实不专守姚氏法，颇熔铸选学于古文；故为文词藻浓郁，实拔戟自成一军。湖南言古文者，继曾文之后，有长沙王先谦，为文专宗姚氏，粹然一出于雅，撰《续古文辞类纂》一书，取精用宏，论者谓足继姚氏而无愧，此皆姚氏之嫡传也。传国藩之学者有溆浦向师棣、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福保、南丰刘痒、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而裕钊、汝纶尤高才博学。传吴德旋之学者有永福吕璜、宜兴吴谔、武进吴铤、歙县王国栋、阳湖吴承宗、婺源程德赉。吕璜再传于平南彭昱尧，及德旋子吴瑾。传姚椿之学者有吴江沈日富、陈寿熊、平湖顾广誉、秀水杨象济、娄县张尔耆。传梅曾亮之学者有南丰吴嘉宾、马平王拯、善化孙鼎臣、临桂朱琦、龙启瑞、代州冯志沂、长沙周寿昌、汉阳刘传莹、武进杨珍彝、瑞安孙衣言；而南皮张之洞复学于从舅朱琦。传方东树之学者，有桐城戴钧衡、方宗诚、马起升、马三俊；而歙县汪宗沂复学于方宗诚。传李兆洛之学者，有阳湖蒋彤、薛于衡、杨梦篆、江阴夏炜如、承培元、王堃、怀宁郑传密。皆姚氏之支与流裔也。传张裕钊、吴汝纶之学者，有武强贺涛、新城王树柟、泰兴朱铭盘、潍县孙葆田、通州范当世、桐城马其昶、姚永朴、永概、此皆曾氏之支与流裔也。当姚氏倡古文极盛之时，有武进张惠言、恽敬，亦学为古文，世所称阳湖派者也。然陆祁孙《七家文钞序》云：“吾常自荆川之殁，此道中绝，后有作者，复趋于歧涂，以要一时之誉。乾隆间钱伯鲁思，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张皋文。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以治古文。”则阳湖派亦未始不源于桐城也。传张惠言之学者，有惠言弟琦、武进董士锡、陆耀、陆继辂、汤洽、富阳周凯、罗梅、歙县江承之、金式玉、山阴扬绍文、吴吴育；而钱唐戴熙、又从周凯受业；阳湖董祐诚、则从陆耀受业。传恽敬之学者，有武进谢士元、谢嵋、而私淑恽敬者有阳湖方诠，金匮秦臻。此逊清一代为古文散文者之大略也。然则谓桐城派古文实左右逊清一代之文学，岂过言邪？然要而论之，清代之散文家。足以卓然特立者，亦不过数人而已，曰方苞、曰刘大櫆、曰姚鼐、曰张惠言、曰恽敬、曰梅曾亮、曰曾国藩、曰张裕钊、曰吴汝纶。而其言论足以支配一代者，又不过四人，曰方苞、曰刘大櫆、曰姚鼐、曰曾国藩。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进士，官礼部右侍郎。为古文取法昌黎，谨严简洁，气韵深厚，力尚质素，多征引古义，择取义理于经，有中心恻怛之诚。尤精义法，言必有物，有序。论文不喜班孟坚柳子厚，尝条举其短而力诋之。（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四部丛刊》影印戴氏刊本《方望溪先生全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补遗二卷。
古文义法约选序
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及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二、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着书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闻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三、在昔论议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照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遇而存之者。
四、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今观其书疏吏牍为皆雅饬可诵。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即得门径，必纵横百氏，而后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
五、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敞精神于蹇浅耳。
六、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介甫序诗书周礼义，其源并出于此，概勿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七、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氏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故于退之志铭，奇崛高古精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八、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盖黑白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算古隽，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
九、《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
观方氏之言，其旨虽不一，其最要者，亦重八家以矫七子而已。
刘大櫆字耕南，一字才甫，号海峰，桐城人，雍正己酉壬子副榜，官伙教谕。师事方苞，受古文法。所为诗古文词，才高笔峻，能包古人之异体，熔以成其体。学者经其指授，多以诗文成名。撰《海峰诗集》十一卷文集八卷。（见《桐城文学渊源考》）
论文偶记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至专以理为主，则未尽其妙。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材料；神气音节者行文之能事也。
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予谓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于字句准之。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作文若字句，安顿不妙，岂复有文字乎？
凡行文字句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自然铿锵发金石。
唐人之体较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璨，犹似夏商方鼎。宋人文虽佳而万怪惶惑处少矣。荆川云：唐之韩犹汉之班马，宋之欧曾二苏犹唐之韩，此自其同者言之耳。然气味有厚薄，力量有大小，时代使然，不可强也。然学者宜先求其同而后别其异，不宜伐其异而不知其同耳。
文贵奇。所谓珍爱者必非常物，然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丘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读古人文，于起灭转接之间，觉有不可测识处，便是奇气。文贵高。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文贵大。道理博大，气脉洪大，丘壑远大。丘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文贵远。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出者多，乃可谓远。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文贵疏。凡文力大则疏。宋画密，元画疏；颜柳字密，钟王字疏；孟坚文密，子长文疏。凡文气疏则纵，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变、节变、句变、字变、唯昌黎能之。文贵瘦。须从瘦出而不宜以瘦名，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然以瘦名则文必狭隘。公、穀、韩非、王半山之文，极高峻难识，学之有得，便当舍去。文贵华。华正与朴相表里。以其华美，故可贵重。所恶于华者，恐其近俗耳；所取于朴者，谓其不着粉饰耳。不着粉饰而精彩浓丽，自《左传》、《庄子》、《史记》而外，其妙不传。文贵参差。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屈曲贯注为佳。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要义。樊宗师志铭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自汉迄今用一律。今人行文反以用古人成语，自谓有出处，自矜为典雅，不知其为袭也，剽贼也。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为腐臭？原本古文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未尝不换字，却不是换字法。行文最贵品藻。无品藻不成文字，如曰浑、曰浩、曰雄、曰奇、曰顿挫、曰跌岩之类，不可胜数。然有神上事，有气上事，有体上事，有色上事，有声上事，有味上事，有识上事，有情上事，有才上事，有格上事，有境上事，须辨之甚明。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穀，桐城人，乾隆癸未进士，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方康雍时，方苞以古文名天下。同邑刘大櫆、姚范继之，鼐亲受文法于刘、姚，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治之益精，所得臻古人胜境。所为文高简深古，才敛于法，气蕴于味，尤近司马迁、韩愈。（见《桐城文学渊源考》）《四部丛刊》影印原刊本《惜抱轩文集》十六卷，诗集十卷。
复鲁非先生书
桐城姚鼐顿首。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者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腰乎其如喜，愁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也，糅而偏胜可也。遍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于闻乐，以为声歌兹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于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当见与，钞本谨封还，然钞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文辄妄评说，勿罪勿罪。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湘乡人，道光戊戌进士，官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论文私淑方苞、姚鼐，所为文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以礼为归，意造言，诰然直达，意欲效法韩欧，辅益以汉赋之气体。（《桐城文学渊源考》）《四部丛刊》影印原刊本《曾文正公诗集》三卷文集三卷。
日记八则
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
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
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
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类言之，论着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顾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社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此外各类皆可以是意推之。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诀，曰：雄、直、怪、丽、澹、远、茹、雅，近于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响节奏须一和字为主，因将澹字改作和字。
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蓄之数年，而余未能发为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将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赞之，至次日辰刻作毕，附录如下。
雄
【仿宋】划然轩昂，尽弃故常；
【仿宋】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
【仿宋】黄河千曲，其体仍直；
【仿宋】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
【仿宋】奇趣横生，人骇鬼眩；
【仿宋】易玄山经，张韩互见。
丽
【仿宋】青春大泽，万卉初葩；
【仿宋】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
【仿宋】众义辐凑，吞多吐少；
【仿宋】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远
【仿宋】九天俯视，下界聚蚊；
【仿宋】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
【仿宋】冗意陈言，颣字尽芟；
【仿宋】慎尔褒贬，神人共监。
适
【仿宋】心境两闲，无菅无待；
【仿宋】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
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
曾氏以诗重在机，与为文异，而不知文亦有机焉，其机异，文亦不得不异也。
统观方、刘、姚曾之持论，虽高，其自为实多不逮。虽比于明之唐、归有过之无不及，然欲其上比宋六家则瞠乎后矣。此无他，八股有以害之也。吴敏树《归震川文集别钞序》云：“呜呼！自四子书之文兴，而文章不及于古，岂人才固使然哉？天下能为文章之士，必皆有聪敏杰特非常之才；而是人者自其少时，固己学为四子书之文；而其为文之道，亦诚有可以自尽其心，而有未易可穷之致；乃其心固犹不安于是，则又时时习为传记序论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与之后先；虽足以名于一时，而其气力亦衰减矣。此予所以录震川归氏之文，而为之三叹也。盖明朝始以四子书之文取士，而其文莫盛焉。三百年间传者数十家，而震川归氏为之雄，而明之言古文者亦未有如归氏者也。余观归氏之文，远宗乎司马，近迹乎欧、曾，其为学精博而其意见亦绝高，岂区区甘为帖括者；徒以老困场屋，而从游请业之徒，舍是亦无问焉者，故出其余而遂绝一代矣。至其古体之文，乃其所尽意以为，然拟之古人，犹若不逮。借使归氏不生于明，而出于唐贞元宋庆历之间，无分其力，而穷一生以成其文，岂在李翱、曾巩之后哉？”
归氏为明八股文大家，以其余力而为古文。至清方苞私淑有光。而其力亦尽于八股。其《进四书文选表》云：“窃惟制义之兴，七百余年，所以久而不废者，盖以诸经之精蕴汇涵于四子之书，俾学者童而习之，日以义理浸灌其心，庶几学识可以渐开，而心术群归于正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古之作者其人格风规，莫不与其人性质相类，而况经义之体，以代圣人贤人之言。自非明于义理，挹经史古文之精华，虽勉焉以袭其貌，而识者能辨其伪，过时而湮没无存矣。其间能自树立，各名一家者，虽所得有浅有深，而其文具存，其人之行身植志亦可概见。使承学之士，能由是而正所趋，是诚所谓有关气运者也。”其重视八股如此。龙启瑞《绍濂制艺序》云：“时文中如有明之唐、归、金、陈，本朝（指清）之方灵皋、李安溪、陆稼书、张素存、其人皆不仅以时文见，而天下之善为时文者无以过之。”又《朱约斋先生时文序》云：“昔姚姬传先生谓经义可为文章之至高，而士乃视之甚卑，因欲率天下为之。”凡此均可以见桐城派巨子之工于八股，以八股为性命，而其古文持八股之余事耳。
第五节 清维新以后之散文
清自光绪维新以后，政治学术为之丕变，文人作风亦为之丕变。如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辈，其尤彰着者也。然其文过于叫嚣，一泻无余；可以风行于一时，而不可以行于久远；可以谓之政论家，而不可以谓之文学家也。其虽为政论而又长于古文者，则惟康有为与严复二人焉。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南海人，受业于同县朱次琦。然其诗文实得力于龚自珍，而才气魄力过之。戊戌维新变政，盖有为所主动者也。自珍本从李宗传受古文法，宗传又师事姚鼐。然桐城古文义法，至自珍已尽破藩篱，为文横恣透快，霸才已甚，有为更变本加厉焉。
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将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掇吸之，岂非凡人之所同愿哉！于大地之中，其尤文明之国土十数，凡其政教、艺俗、文物之都丽郁美，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又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焉，岂非人之尤所同愿邪！然史弼之征爪哇也，误以为二十五万里；元卓术太子之入钦察也，马行三年乃至。博望凿空，玄奘西游，当道路未通，汽机未出之世，山海阻深，岁月澶漫，以大地之无涯，而人力之短薄也。虽哥仑布、墨志领、岌顿曲之远志毅力，而足迹所探游者，亦有限矣。然则欲揽掬也，孰从而揽之。故夫人之生也，视其遇也。芸芸众生，阅亿万年，遇野蛮种族部落交争之世，居僻乡穷山之地，足迹不出百数十里者，盖皆是矣。进而生万里文明之大国，而舟车不通，亦无由睹大九洲而游瀛海。吾华诸先哲，盖皆遗恨于是，则虽聪明卓绝，亦为区域所限。英帝印度之岁，南海康有为以生，在意王统一之岁三年，德法战之岁十二年也，所遇何时哉？汽船也，汽车也，电线也。云三者缩大地促交通之神具也。汽船成于我生之前五十年，汽车成于我生之前三十年，电线成于我生之前十年，而万物变化之祖，为瓦特之机器，亦不过先我八十年。凡欧美之新文明具，皆发于我生百年之内外耳。萃大地百年之英灵，竭哲化万亿之心精，奔走荟萃，发扬蜚鸣，旁魄浩瀚，积极光晶，汇百千万亿之泉流而成江河湖海，以注于康有为之生世；大陈设以供之，俾康有为肆其雄心，纵其足迹，穷其目力，供其广长之舌，大饕餮而吸饮焉。自四十年前，既揽掬华夏数千年之所有。七年以来，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南、暹逻、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爪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之美。嗟乎，康有为虽爱博好奇，探赜研精，而何能穷极大地之奇珍绝胜，置之眼底足下，揽之怀抱若此哉！缩地之神具，文明之新制，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特制竭作，以效劳贡媚于我。我幸不贵不贱，亡所不入，亡所不睹。俾我之耳目闻见，有以远轶于古之圣哲人，天之厚我乎，何其至也！夫中国之员方足，以四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大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邪？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不，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邪？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则是天纵之远游者，乃天责之大任，则又既惶既恐，以忧以惧，虑其弱而不胜也。虽然天既强使之为先觉，以任斯民矣。虽不能胜，亦既二十年来昼夜负而戴之矣。万木森森，百果具繁，左捋右撷，大爵横吞，其安能不别良楛、察宜否、审方制药，以馈于我四万万同胞哉？方病之殷，当群医杂沓之时，我国民分甘而同味焉。其可以起死回生补精益气以延年增寿乎？吾之谓然。人其不然耶，其果然耶？吾于欧也，尚有俄罗斯、突厥、波斯、西班牙、葡萄牙未至也。于美也，则中南美洲未窥，而非洲未入焉；其大岛若澳洲、古巴、檀香山、小吕宋、苏禄、文莱未过；则吾于大地之药草，尚未尽尝，而制方岂能谓其不谬耶？抑或恶劣之医书可以不读，或不龟手之药可以治宋国，而犹有待于遍游耶！康有为曰：吾犹待于后，遍游以毕吾医业。今欧洲十一国游既毕，不敢自私，先疏记其略，以请同胞分尝一脔焉。吾为厨人而同胞坐食之，吾为画工而同胞游览也，其亦不弃诸？
严复 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派赴英国学海军。归国后，从吴汝纶学为古文。尝长北京大学。译有《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穆勒名学》、《法意》、《群学肄言》等书，为近代译文之冠。盖尝以为译事有三难，必于信达雅三者兼备而后可以无愧云。
天演论导言一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邃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犹渠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蠃脱壳积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蠃者，胡从来乎？沧海风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僵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世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着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基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此文殆与明清间之善为古文者无异，而其涵理则一新，故誉之者以为可以自成一子，盖亦无甚愧焉。其最笃守桐城义法者，则有马其昶、姚永概、永朴与陈三立等。三立尤高才老寿，以诗文名海内，世多称其诗，吾以为文更胜于为诗也。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丙戌进士，官吏部主事，戊戌变政，三立与有力焉。着《散原精舍文存》。
杂说三
崝庐之竖子，间语余曰：西山有豺出食人，数月于兹矣，闻之乎？始食耕者，啮其股以去；后食行者于道。又食二小儿。又食一老妇人。余曰：盍召猎者击之，易易耳！竖子曰：豺不可得而击之。余讶之。竖子曰：豺所食一儿，吾戚也。其母痛且憾，白族谋击豺者。族畏豺，忍不敢发。道告其邻之长，议当击之，然以所食邻儿也，犹豫未即决。乃走谒于里正，哭甚哀焉。里正熟视而无睹也，掩耳而不欲闻也，曰：豺所出没，非吾罪，职不当过问。不得已匍匍而请于东塾之老儒。其老儒以为豺神兽也，食人必神意，击则怒神，祸不测也，故曰豺不可得而击也。余仰而叹曰：嗟乎，豺之当击，与击之之易也！凡有血气皆知之，不待龟卜而筮占之也。然自有族之畏不敢发者，邻之长犹豫不即决者，里正职不当过问者，老儒惊为神兽者，而后豺乃纵横哮突，不可复制，视今犹晏而愈烈，其势不得不出于终于食人之一途也。且夫豺既终于食人而不止矣，必以食人自负于天下，愈将无所往而不食人。即彼族之畏不敢发者，邻之长犹豫不即决者，里正职不当过问者，老儒惊为神兽者，恐且次第亦尽食之，无异豺前者之食人也。盖群相与豢豺，而安于豺。甘受豺食人之祸者，必至于此也。竖子既退，明旦果汹汹入曰：豺又食一人矣！
其文寓意深刻，吾每读之，不知涕之无从也。有国者可不知所戒乎？其不守桐城义法而法无不合，傲兀自喜，足之为晚清之冠者，有沈曾植。曾植字乙盦，又号寐叟，吴兴人。张尔田序其词，所谓吴兴公以鸿硕广览，负斯文之寄于贞元绝续之交，延祖宗养士之泽且十余年者也。于学无所不窥，而尤长西北地理，罢官后，曾长南洋大学云。
曼陀罗词自序
九年立宪之诏下，而乾坤之毁一成而不可变。沈子于是更号曰睡翁，不忍见，不能醒也。而所闻于古人所谓缓得一分百姓受一分益者。晨夕往来于胸臆，又时时念逊荒古训，自号曰逊斋。缓之而不可得，强以所不欲为而不能，太息请解职不遂，而仍不免槌床顿足扬眉目之责，睡与逊两不称矣！清宵白月，平旦高楼，古事今情，国图身遇，芒芒然，惆惆然，瞿瞿盱盱然，若有言，若不敢言。夫其不可正言者犹将可微言之，不可庄语者犹将以谲语之，不可以显譬者犹将隐譬之。微以合，谲以文，隐以辨，莫词若矣。张皋文氏董晋卿氏之说，沈子所夙习也。心于词，形形色色无非词，有感则书之。书已弃之，不忍更视也。越一岁而世变，飘摇羁旅，久忘之矣。丁巳春，儿子检敝簏得之，写出之，屏诸案几，犹不忍视也。戊午移居复见之，乃署其端曰词。如彼邀风，亦孔之，民有肃心，云不逮，其当日情事耶！次其年其事可见，然终不忍次，非讳也，悲未赐也。戊午十一月谷隐居士。
其受业于沈氏而又私淑曾国藩者，为吾师唐蔚芝先生。先生名文治，号茹经，蔚芝其字也，太仓人，官农工商部右侍郎署尚书；辞官后，长南洋大学。以古文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欧阳修。着有《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稿》。今讲学于无锡，老而弥劬云。
梦游诗经馆
戊午冬至日，门人刘玉陔等邀余午饭。已微醺矣，同人吴君叔厘复邀余夜饮，至则沈君叔逵等皆在焉。畅叙径醉，归遂卧。梦至一处，若沪上味莼园然，四围短墙，余意中以为是五经馆也。甫入内，觉楼台殿阁，峥峙无数，门左有门者数人，曰：唐先生来矣。恍惚有人导余行。后复有踵至者，曰：请先入诗经馆政治门。余问诗经分门若干，导行者则曰：政治门在乐歌门之旁。遂至一处，觉似北向，屋五大楹，辉煌金碧，东墙悬隶书数幅，则四牡皇华诗也。余遂入东厅室，见东墙悬一联云：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不竞不不刚不柔。导行者指示之曰：此政治学也。余赞叹曰：此真天然佳联。导行者曰：先生喜对联，可召掌卫风者来。俄一女子入，全身皆白绢衣，胸前有金绣卫风二字。余漫谓之曰：汝善对乎？女子曰：然。余曰：吾醉矣。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女子应曰：毋逝我粱，毋发我。余诧曰：此梦境耶，我当以梦事属题。即曰：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女子应曰：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余恍惚欲有以难之，漫然曰：我有一极难之对，汝必不能矣！即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女子向余一笑曰：是不难。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余大佩服。方赞叹间，女子曰：我有一事，请质先生。岂不尔思，远莫致之。即论语所引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意。胡孔子一删之一存之乎？余于此诗实未究心，忽贸然曰：女子不能归宁，其情真；朋友不能过从，其词伪。一真而一伪，圣人所以一删之一存之，见立心之贵乎诚也。女子领首曰：然。当是时，余闻四面皆歌诗声，恍惚如闻在公载燕四字，音节特清越。余叹曰：美哉，人间能得几回闻！即蘧然而醒，亟追忆之。始悟女子所言，皆卫风也。归以禀家大人，谓斯地也殆即琅嬛福地与，斯人也岂即康成诗婢与？越十余日，此梦尚盘旋子胸中不能去，因属笔记之。
其以诗文与沈氏切劘，既不反对桐城，而亦不以桐城为足者，为吾师陈石遗先生。先生名衍，字叔伊，石遗其号也；清末，曾教授北京大学，现与唐蔚芝先同讲学无锡国学馆；为文峻拔俗。着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
皆山楼记
环楼皆山，楼之能尽其才者也。而求诸里巷阗溢屋宇鳞比之中，则楼之才往往而屈。吾匹园之楼，崇不过丈有三尺；吾正屋之崇互乎前者且二丈有二尺。而群山靥靥献状不受拒于前屋之屋山，能骑危以自进，何哉？凡人之自卑视崇，渐远则崇者渐卑，于是视其尤远者则反是。今吾楼丈有三尺，加人焉崇丈有八九尺。以视二丈有二尺之屋山，固以卑视崇也。然吾楼之距屋山，则三丈有奇。二者相为乘除，则屋山之崇于楼者仅、楼之远屋山者多矣。虽在里巷阗溢屋宇鳞比中，吾自有不阗溢鳞比者。故屡之能尽其才，亦吾之能尽屡之才也。
其不入宗派，而鼓吹民族主义最热烈者，有黄节。黄节字晦闻，顺德人，弱冠受业于简竹居之门。后以国势日戚，遂走沪上，与章炳麟、刘光汉、黄宾虹、邓实诸人倡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着有《黄史》。晚教授北京大学，以诗名于时。兹录其《黄史》一篇如下：
郑思肖传
郑思肖，字忆翁，又字所南，闽之连江县人也。初名某，宋亡，乃改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云。祖威，卒枝江县主簿。父震，字菊山，淳祐间道学君子，为安定和靖两书院山长。景定壬戌卒于吴。母楼，女弟为比丘尼，名普西。所南，太学生，举学鸿词科，侍父游吴，为寓公。元兵南下，叩阍，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辞切直，忤当道，不报。宋社既墟，适意缁黄，称三外野人，终身不娶。而其眷眷君父，爱国怀同种之志，一形之于诗。《过徐子方书塾》云：不知今日月，但梦宋山川。《题郑于封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风中。皆沉痛可以看见其志，善画兰，宋亡，为兰不着土根，无所凭藉。或叩其故，则曰：地已为番人夺去，汝犹未知邪？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人莫测识。闻北语必掩耳疾走，坐卧不北向。于戏，其种族之痛，盖无往而不寓焉！可哀已。所南自谓中岁闯于仙，晚乃游于禅。今观其所学，则通夫天体地文与夫人身解剖之学。而于地文之说，尤多所发明。其言曰：天形圆，故能范围造化中大全之体，则以日至天顶为午，日入地底为子。地体偏，仅能函载天运内小半之体，则以极南为午，极北为子。地外地之全体则在大海中，随春夏秋冬四游而有准。山亦地也，为阳中之阴而峙；水亦地也，为阴中之阳而流。东土水势虽东流，东海潮势则西上。潮者海水还归尾闾之底，为潮落，大海气脉吸而入也；尾闾外之水，涌出大海之上，为潮长，大海气脉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阳光正满，则望夕之阳潮，直至子时盛而正满；晦日之月，还阴魄正满，则晦日之阴潮直至午时正盛而正满。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间，层负万气。支缕万脉，柔顺巩固；荡化流跃，斜细其轴。互钳锁，深运其机；密橐龠，张布玄网。维络地根，非金非石，非土非水。千千万万之经攒纬织，绵亘持抱几千万亿里无边大地，悬浮于无边大海之上，以之为地，其妙未尝不根通也。土性土脉土色土味土声，水性水脉水色水味水声，石性石脉石色石味石声，一一不同。各地所产禽兽，所生草木，以至种种方物，其状其性，一一不同。地气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润，人物亦清正贤慧，鬼神鸟兽亦咸若，万物亦盛多，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气亦俱清。地气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涩枯寒，人物亦愚陋恶逆，鬼神鸟兽亦不宁，万物亦衰之，一切色一切声一切气亦俱浊。天地之体犹人也。人之水脏之下极热，不热不足以化诸食、不足以运诸世事；地之水轮之下极热，不热不足以缩诸水、不足以消诸阴气。人第不见身内支脉，节节自条理，竟以此身为块然之肉；不见地底支脉井井有条理，亦竟以大地为块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物皆有文理。烟缕冰澌，壁裂瓦兆，尚有文理，谓之地独无文理乎？所南地文学之说如此。距今七百年上，泰西地文学尚未发明，而所南乃特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此。嗟夫，使所南可以致用于时，其发明将何如？又使后之人繇其说而发明，则吾国之科学将何如？而天下乃忽之。所南晚好说佛，尝曰：我成道，大众不成道，我不愿独先成道；我安，大众不安，我决不敢独安。其诸佛说所谓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者邪。充所南之心，则虽舍己以利群，犹必甘之也。故其愤世嫉仇，甘自灭绝，不欲使其身为当世所有，乃至货其所居，以济人，舍其田于僧刹，仅留数亩衣食。复谓其佃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期为矣。当是时，赵孟才名重当世，所南恶其以宋宗室而受元官，痛绝之。子昂数往请见不可得，而尝与天目本中峰禅林之白眉说法，流寓于吴之万寿报觉两寺中。疾亟，属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为书一碑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有八。所南盖以其不能死国，而又不娶无后，故出于此邪。自为像赞云：不忠可诛，不孝可斩。可悬此头，于洪洪荒荒之表，以为不忠不孝之榜样。其眷怀故国，义不仕元；又抱种族之痛，而欲自斩其血食，故出于此也。尝榜所居曰：本穴世界，析本之十而加于穴则大宋云。又尝着《大无工十空经》一卷，去空之工而加十又大宋云。造语奇涩，如庾词不可解。自题其后曰：臣思肖呕三斗血，方能书此，后有巨眼识之。又着《释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极祭炼》一卷，《谬余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图诗》一卷，与菊山先生诗集并传。后四百年吴郡承天寺眢井中，得铁函内《心史》一卷，姑苏杨廷枢云：其文有似铭者，似偈者，似谶者，似誓词者，间不可解，而中原左衽之悲，反覆无已。鄞全祖望云：所南别有《锦线集》，明崇祯中尚存，梨洲先生曾见之，今求之不得，但从《永乐大典》中得其奇零者云。黄史氏曰：于戏，如所南者可哀也！所南尝着《无弦处士说》，甚善夫晋陶潜之为人。典午之梦，义熙以还，满目不堪，吾何以观？所南以哀渊明，而吾转以哀所南。所南其不忠不孝之人哉？所南既自绝其嗣，女弟复为比丘尼，天地虽大，变为口窟，若不欲留其余裔以供臣妾于异族。悲夫，天下之不可以忠孝言也！非我类者不入我伦，非与！所南《心史》曰：口口行中国事，譬如口口一旦忽能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童子见之必曰：口口之妖，不敢称之曰人。黄史氏曰：读所南《心史》者而哀焉。或曰其为忍伪也，吾何忍伪之。地文学之入中国，当世异焉，而顾失之所南。虽然，吾知所南负此才，使犹生于今，其甘自放弃而不为用固犹是云尔。百世以下，如所南者仅矣，乃使姚枢、许衡、吴澄、刘秉忠辈颜轩冕，施荣号于无穷也。宜哉！
其力反桐城，而以魏晋为尚者。则有章炳麟。炳麟原名绛，字太炎，又字枚叔，以排满革命显于时；为文好用古字，文自唐诗自宋皆所不满。或以为颇似明七子，炳麟则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汉也，在其不解文义，而以吞剥为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为准。吾则不然，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此其所以异于明之七子也。论者以为非夸焉。着《太炎文录》等。
癸卯狱中自记
上夭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乎？是则余之罪也。
其以素王自任如此。论者谓清末有章炳麟、康有为二人，一为古文学家，一为今文学家；一为排满党魁，一为保皇党魁；学行相反而皆以圣人自许，康且自号长素，抑亦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