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文赋》

西晋陆机著。是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第一篇全面论述文艺创作的专门著作，所论的问题之专精旷于前代。

《文赋》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及其所创作的作品构成，阐明了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文中把创作主体置于作为“源”的外物与作为“流”的文章丽藻二者之间，说明了它们对于主体的各自作用。外在运动变化着的物质形态，感发着人， “佇中区以玄览”，影响到人的思想情感，使人心清志远，转化为艺术感受。同时又“颐情志于坟典”，从前人的道德文章中吸取营养，充实主体，达到“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这样，就把文艺创作的物——情——识——文的主体实践过程，清楚地标识出来了。这其中尤其是意与物合为至要。他说他“每自属文”，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难在形象的实际造成，因为不仅要在创造中使“情瞳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还要离方遁圆，达到“穷形而尽相”。中心在于主体的意， “意司契而为匠”。

《文赋》深入具体地揭示了艺术创作的瞻物、凝思、赋形的创造过程。陆机是重物的，更讲化物。文中讲“瞻万物”、 “挫万物”、“物也多姿”、 “物无一量”。这物是前提，但仅此不能成为文的内容，必须“澄心凝虑”， “耽思傍讯”，使外物与情意同化，统一于主体的艺术构思之中，达到物与思化，化为文出。这里“应感”是关键所在。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赋形是使物之形因人之介入而化为人为的形象。这形象是不同于物的重造品，它改变了原本的时间与空间形式，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结果;是“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创造。这种创造中，物中有我，我与物游，实现了主体创造的自由与快乐：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创作由此实现了主体的审美表现，达到了主体外化，外物人化的非常境界。

《文赋》明确论述了以称物尽意为宗旨的形式安排方式。由于《文赋》是以文学为分析对象，所以形式分析的重点主要在语言的运用。在陆机这里，言从于意，言为意用。所以他总是把言与意并论。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这是要求以意化物，深入物象的内部精神，达于穷究巧似的地步，而语言的到处，不论状物抒情都当求华美妍丽。他说的“诗缘情而绮靡”，与此同意。他的理论本来是全面的，后人把六朝的“绮靡”之病归于陆机的《文赋》并不公道。因为就在《文赋》中，他也是反对徒有形式的华丽文辞的：“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这种美丑混杂、内外失调的东西，陆机是鄙弃的。陆机同时也反对那种遗理寡情、寻浮辞、务妖冶的无根基的作品，标榜“惬心者贵当”。他认为，当作者感于物而诚于中之后， “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这时不论离方遁圆，或浅或深，皆无往而不适，因为这是由内容到形式的外化过程。

陆机的《文赋》追求语言文采，且又用在论理，有的地方意义比较朦胧，不好准确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