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研究·创作方法

也称创作原则。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在处理客观生活、作家主观情思与艺术表现之间关系时所遵循的一种审美创作的基本原则，它是创作主体的文艺思想的一种实践性的体现。没有创作实践，没有对于上述三种关系的处理，就没有创作方法的问题。创作方法的根本问题，是作家、艺术家如何处理生活与艺术、客观存在与主观态度的基本关系问题。由于对这些基本关系的不同处理，导致了文学艺术上多种创作方法的出现。例如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有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有以现代主义为总括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思潮流派为代表的创作方法。

创作方法一方面要受艺术家本人世界观(包括文艺思想)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其生活实践、艺术修养和艺术道路。作家艺术家进行创作，总是要用他的主观世界去反映现实世界，在这种反映中，主观世界中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对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具有更直接的作用。因为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体认识与反映的能动条件，在绝大程度上制约着现实对象与形象的内部关系，即是说，现实对象以什么样的审美状态呈现出来，直接取决于创作主体的认识和反映的原则。在文艺史上出现的各种创作方法，以及遵循不同方法和思潮的艺术流派，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分合的直接原因，也莫不是由于创作主体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制约结果。

创作方法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长期的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即在创作主体的创作中产生能动作用。

第一，对表现对象的选择性。在创作过程中，就艺术作品内容的构成来说，一方面是客观实际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这两者都是艺术作品表现的对象。在这里，创作主体也有某种对象性的特点。那末。作家艺术家是侧重表现主观，还是侧重表现客观?表现客观实际生活的时候，是选择典型事件、典型人物，还是表现对象的一切细节?如果坚持某一种创作原则，就会在选择表现对象的时候，有了极大的方便性。也就是说，创作方法一旦确定，创作主体就会对表现对象产生某种特定的选择性。创作方法就好象一块磁石，可以帮助作家从生活中吸取符合自己创作原则的表现对象，并在创作中肯定自己的创作原则。

第二，对观念意向的适应性。所谓观念意向，是指主观领域里的思想、感情、愿望、志趣等等。创作方法对此有一定的适应性。也就是说，作家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对于表现自己主观领域里的观念意向，有着特定的适应性。由此，一定的创作方法对于表现特定的观念意向，产生一定的顺应作用。作家艺术家要想突出地强调和表现自己主观的东西，就选择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而现实主义的原则，则是反映日常的真实生活，不回避生活提供的情景，曹雪芹称此为“追踪蹑迹”，司汤达称此为“镜子”一样的公正。这种对于现实审美关系上的客观实际态度，就是一种观念意向。

第三，对主体位置的规定性。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同创作方法的理论相联系的。创作方法是在处理作家主观、客观生活及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创作方法本身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主体位置的问题。不同的创作方法，都相对应地规定了主体位置的处理原则。现实主义规定，作者不能介入作品情节，不能在作品中露面。现实主义的小说、戏剧、诗歌创作，莫不如此。因为创作方法对于主体的位置早已作了规定。浪漫主义对于主体的位置也有特殊的规定。浪漫主义创作中，作者或直接出来说话，或借人物之口尽情说自己的话，有充分的自我表现。在艺术表现上，主体感情的真实远远大于生活的真实。自然主义只写生活表面现象，尊崇一切存在的权威性。对于主体的规定，在注重客观性方面，更甚于现实主义。

第四，对形象造型的引发性。意思是说，有这样的创作方法，就可以塑造这样的形象;而有那样的创作方法，就可以塑造那样的形象。创作方法对于形象造型，有一定的引发作用，而绝不会“引之不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掌握在曹雪芹手里，他就可以写出以荣国府为中心的封建世家的日趋没落的生活场景，以及在当时随处可见的各种日常事态和普通人物。所以有这样的艺术形象造型， 是创作方法所使然。 吴承恩有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就象掌握了“魔棍”，一个又一个的山精树怪，牛鬼蛇神，在唐僧取经路上，呼之即出，造成了《西游记》里的一批异常形象，让读者看到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种种形象造型。同样道理，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对于塑造形象也有一定的引发性。有了这样的创作方法结果可以写出一批构图奇特的扭曲变形的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