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研究·莎士比亚化

是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提出的艺术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观。

1859年，马克思针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的创作中不从生活历史的真实出发，而从主观观念出发，向他指出： “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与马克思写此信的同时，恩格斯也针对《济金根》致信拉萨尔，同样向他指出：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无论是马克思明确提出的“莎士比亚化”，还是恩格斯语中的不要忘记莎士比亚的含义，其实质都是指着莎士比亚剧作中那种从历史现实出发，深刻揭示五光十色的生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总结创作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拉萨尔的《济金根》时，之所以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创作要“莎士比亚化”的著名理论，正是由于这个剧本中缺少莎士比亚剧作所含有的那种思想深度、历史内容和艺术方法。

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1848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 他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的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废除反动的君主政体，建立统一、民主的共和国的路线，而主张进行普鲁士王朝战争，由上而下地统一德国。为了宣传他的这种政治见解，拉萨尔在1857至1858年间， 以德国1522至1523年的士瓦本、莱茵和法兰克尼亚的骑士起义的历史材料为题材，写出了同情没落骑士济金根失败命运的悲剧《济金根》。济金根本是没落阶级——骑士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以实现宗教自由和统一的口号，起来反对封建诸侯割据，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贵族民主制的封建王朝，他的目标不过是恢复“旧日的帝国和强权”，正是因此，他的起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无可改变的历史逻辑。然而拉萨尔在剧作中歪曲了历史的本质，把济金根的失败归因于策略上的“狡诈”和行动上的失误，认为济金根没有公开挺身而出反对查理皇帝，把改革教会和帝国的口号明明白白地写在旗帜上，因而没有“打开那被河堤费力地阻塞着的民众的巨流，”于是才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拉萨尔的这种同情垂死阶级失败下场的思想，表现了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因而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认为他这是违背了历史实际进程和科学规律的“幻想”，在艺术上是一种从出于抽象观念的“传声筒”文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正中其弊。实际上，拉萨尔正是继承了席勒作品中有时出现的图解理想观念的缺陷。这也主要是由拉萨尔的美学思想所致。在《济金根》的原序中，拉萨尔明确表述了这一信念： “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就在于他们两个，尤其是席勒，首先创造了狭义的历史剧”。对于席勒，尽人皆知他是德国十八世纪的著名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反封建禁锢，要求自由平等的内容、 思想十分强烈，而且在创作技巧上也是非常高超的。但他的作品却带有明显的从主观观念出发，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种缺陷的，而只是有时在个别的作品中显示了这种弱点。而拉萨尔在偏爱席勒的时候，却继承了席勒创作中的这一缺欠，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写出《济金根》这样的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面对拉萨尔的这种创作思想和《济金根》剧作中的实际表现，向拉萨尔明确提出不要“席勒式”地表现，而要“莎士比亚化”的重要问题的。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莎士比亚，他的作品，不论是哪一时期的，无不闪现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他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注重历史现实，深刻地揭示环境背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济金根》的缺欠，提出要“莎士比亚化”，正是因为看到了莎士比亚的这些特点而才明确提出的。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括评论中可以看到， “莎士比亚化”有四个突出标志。第一，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人物被放到充分发展的现实关系中，让人物从历史背景走到具体生活舞台的前景上来，彼此牵连，互相影响，同时每个人物又按自己的性格意向，承受外在的影响，表现了非常鲜明的典型性格。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看重这个特点，强调作品要表现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使前台的表演与历史运动的背景能紧密结合起来，恩格斯以莎剧中的福斯塔夫与时代的密切联系，把这种背景称之为“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第二，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少都表现了他们的发展历程，不仅有他们自己的运动的规律，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过程，而这些又都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来完成的。这就使得人物性格塑造，不仅表现了做什么的过程，更表现了怎样做的实践的真实性。正是基于莎士比亚的这种实践经验立论，两位伟大导师批评拉萨尔笔下的济金根等，“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人物抽象化，没有特点，有愧于十六世纪这个有突出性格的时代。第三，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性格塑造，不仅绝大多数都富有高度的典型性，性格丰满，而且每个性格又有主导性的内容，也就是性格的核心;同时，在描绘人物性格时，还特别注意运用对比的方法，把人物互相区分得更加鲜明，忧郁的丹麦王子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但拉萨尔的济金根就完全不同，既无主导性，又无丰富性，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以意为之的人物。第四，莎士比亚描绘人物性格时，真正写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他的人物不论是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其终归所要显示的是承受了现实矛盾的冲击之后的不同的精神世界，统一于人物的性格逻辑。从这些正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济金根》把“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地表现相对照，说明要“莎士比亚化”的重要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