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中和之美

“中”与“和”是中国美学史上极为重要的美学范畴， “中和之美”是儒家美学最高的审美理想。 “中”就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每一方都在自身应有的适度内发展，没有“过”与“不及”的缺点。这是孔子的基本哲学原则，最高的政治理想和审美尺度。在审美对象来看是各种因素间的彼此适应，在情感表现来看，则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后者表明，情感的适度与美是联结在一起的; “乐”和“哀”都是一种中庸状态的审美情感，既非“不及”，又非“过”。 “和”是把相异的东西综合统一在一起，是多样的统一，而美正存乎其中。

首先对“和”作出说明的是史伯，他在说明政治上要接纳不同意见时，举了“五味”、 “五声”、“五色”作为美之综合的例证，指出了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就不会有动听的音乐，所以要求“和六律以聪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各种声音统一起来才能悦耳。食物的味道和事物的色彩也一样。史伯还进一步认为。只有相异的事物综合统一在一起，才能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稍晚的晏婴发挥了相同的思想，却更具体化。而他所谓的通过对立因素的结合， “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说法，已达到了后来儒家孔子美学的“中庸”原则。 “和” 与“中”是不同而相似的两个概念。低层次上的“和”是杂多事物的统一，而高层次上的“和”则是相异或对立东西的“相成”。 “相济”对立统一，从而达到了“中”。总之， “中”与“和”讲的都是统一、一致， “中和之美”就是所谓统一之美。尽管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对立面斗争的现象，然而依然极深刻地把握到美的本质，因为不管怎样对立，其统一与和谐是艺术品最后实现的条件。

中和的思想自先秦一直延续到以后的很长历史过程，成为人们对社会、艺术的评价标准。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就是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儒家认为这是最高的道德规范。 “中和”是建立在“中庸”上面的伦理思想。西汉戴圣所辑《礼记·中庸》讲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认为人的感情的抒发有一定的合乎规范的节度，就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青焉”的效果，也就出现了理想的社会。这种追求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成了最高的审美标准“中和之美。” 《论语·为政》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 思无邪。” 《论语·八佾》说： “《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集解》： “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也;伤者，哀之过而塞于和者也。”意思是， 《诗经》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雅正，平和适中， 不偏激、不过分，从道德观念上说，就是“约之以礼”或“礼以成之”。这就符合“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左传》季扎论乐对此也有阐发：“为之歌《颂》，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废，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有人把“中和之美”归纳为四种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济其不足、可泄其过、不刚不柔、刚柔相济。它们体现着艺术辩证法，即对立的统一。荀子、挚虞、刘勰、钟嵘、皎然等我国文艺理论家论诗、乐、文也都往往用“中和之美”作为审美标准。 《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 《荀子·儒效》： “《乐》言事， 其和也。”挚虞《文章流别论》： “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钟嵘《诗品序》：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 “宏斯三义， 酌而用之”。皎然《诗式》： “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善，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这些要求都是从“中和之美”的艺术辩证法出发的。汉儒也有把黄(皇)帝和黄龙袍的“黄”附会为颜色中的“中和之美”的，这样， “中和之美”就成为文艺广泛的领域中最高的审美标准了，并且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触及到了美的某些本质特征和艺术辩证法，这是在美学上的成就和贡献，但从它的思想基础“中庸之道”来说，也不无最终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