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孟良崮，有如神祇一般立在故乡的天空下。

之于一个蒙阴人，谈到孟良崮时的心情是和别人不同的，除了对历史的思考，还有对故乡的复杂情感。要知道，“蒙阴”两个字上一次出现在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里，还是东汉时的刘洪和他发明的珠算，跨越1700余年的历史烟尘和好几册历史书，因为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蒙阴终于再次进入高中生们的历史课堂。

老人们会以自己的视角，为那场战役增添诸多正史不载的细节，比如陈毅、粟裕坐镇指挥的老君洞，洞里的千年传说；行军途中，很多战士赤着脚，山上的石头把他们的脚磨得淌血流脓；作为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排着队，每人怀抱一个搪瓷碗，穿过村前的小道。讲到此，老人问我：“你知道搪瓷碗是干什么用的吗？”我说：“当然是吃饭用的。”老人道：“要是没有碗，就没有饭吃。”

17岁，我将第一次“出走”放在了孟良崮，从县城乘车前去爬山，梳理书上的历史与现实，观察之间的距离。20岁，读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约了几个同学，到垛庄做了一篇《孟良崮周边沂蒙老区农民收入调查》的社会实践报告。工作后，我又一次次前往孟良崮，山崮的形状没有变化，而我正在从青春中走出，在人生的天空下不断出走与还乡。

有一年，我乘火车去临沂。这是一辆从齐齐哈尔开来的漫长的绿皮车，车厢里夹杂了各种北方口音，以东北话居多。一个老头怀抱一块巨大的原木案板，向周围人讲述他当年如何逃难去东北，唾沫飞溅在周围人的脸上。有人问他老家是哪个县的，他没有说具体的县，脱口而出：“孟良崮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以孟良崮代称故乡，想必在老人的意识中，“孟良崮”三个字要比它所在的县更让人难忘。老人解释，在东北，哪儿有人知道蒙阴？但一提孟良崮，几乎无人不知。

一块东北的原木案板，将会成为故乡亲人每日的饮食必备；孟良崮幻化成了故乡，融进老人的血液。然而，之于我，孟良崮还有三层别的意思，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它被时间重塑，同样成为故乡的代名词——身体的故乡，以及心灵的故乡。

青春出走：叔侄俩与家族涅槃

孟良崮烈士陵园内，不时有肃穆的人群穿行，那是朝拜者的脚步，让坟场化作了庄严的礼堂。广场上，粟裕将军的雕塑以挺拔的姿势，守护着这片他曾战斗过的土地，一群大学生排着队前行，在将军面前伫立；广场右边，柏树丛中，一座座休憩的墓碑，那是守护将军的士兵，在喧嚣和静谧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声响，风吹过原野。

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名烈士，站成肃穆的兵马俑。他们有父母，有妻儿，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失去了名字，为了信仰，名字幻化成脚下的土地，默默无闻却又坚韧挺拔。

一对叔侄的坟墓，在树林的间隙站立——他们并非这场战役的牺牲者，却因一种特殊的荣耀，成为了这里的主人。

多年前，我11岁时，学习本县的乡土教材《可爱的蒙阴》，记住了两个名字：刘晓浦和刘一梦，从此再难忘记。烈士陵园近旁的垛庄镇，正是叔侄俩的祖居之地——燕翼堂。

“燕翼堂”三字，据说由乾隆皇帝题写，这是20世纪初垛庄乃至蒙阴最兴盛的家族，拥有5800余亩土地，上千亩山林，地跨蒙阴、沂水、沂南三个县。还有酱园、酒店、油坊、布庄、百货等店铺，雇佣工勤80余人，养看家兵15人，长短枪20余支，办小学1处，并在济南、青岛、上海等地开设有商号。

燕翼堂占地两万平方米，房屋160余间，八卦式建筑，院中套院，既严密又牢固，像一座城堡。主人刘氏，不仅财富显赫，更以开明著称，其家庭成员受共产党的影响，大部分参加革命，特别是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二人。

简述刘晓浦、刘一梦的生平如下：

刘晓浦，名刘昱厚，字晓浦，1903年出生，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人称“四少爷”，自幼在本村读书，后入临沂山东省立第五中学、济南育英中学。1920年，考入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山东民国时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苗海南是他的学弟。因组织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刘晓浦被开除学籍。之后，他在济南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王尽美的介绍下加入中國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加入共产党。

刘一梦，名刘增溶，字一梦，号大觉，1905年出生，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少爷”。刘一梦几乎沿着叔叔刘晓浦的路径发展，1923年，两人一道就读于上海大学。

刘一梦还是一位青年作家，加入了上海共产党人组织的太阳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失业以后》。1928年，日军占领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刘一梦联合其他作家公开发表了《中国著作家文艺家自由联合对济南惨案的三个宣言》。

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中称：“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此时，刘一梦正在狱中。

1928年至1929年，刘一梦、刘晓浦先后回到山东开展工作。刘晓浦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刘一梦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一梦以“大觉”为名，在团省委创办的《晓风》周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

1929年4月和7月，刘一梦和刘晓浦先后被捕。

10月，刘晓浦二哥刘云浦变卖家产，携巨款到济南设法营救。刘晓浦对二哥说：“不要花钱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叔侄，以及时任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2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刘晓浦年仅28岁，刘一梦年仅26岁。

刘云浦再次来到济南，面对的已是亲人们冰冷的遗体。接下来，他用马车将遗骸拉回燕翼堂。从济南到蒙阴的漫漫长路，望着两位亲人的遗体，马车上的刘云浦是什么心情？他很难具体理解两位亲人所钟爱的事业，以及他们的信仰，但是，一种出于亲情的信任，以及耳濡目染的信仰的力量，让他始终坚信，两位至亲的付出，值得他将悲痛化作一种坚守。

回家后，他将二人棺材浮柩在一个叫“桑子行”的地方，上面仅覆盖了一层薄土层，堆成了两个没有墓穴的坟，他要将出殡下葬的日期放在遥远的未来。

时光如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和八路军四支队进入沂蒙山区领导抗战。刘云浦和他的燕翼堂担负起了八路军驻垛庄一带部队、工作人员等的后勤供应，肖华将军曾带领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全部驻在燕翼堂。1938年5月，八路军四支队经理部主任马馥塘、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先后代表部队和省委慰问了烈士家属。当地还为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至此，刘晓浦叔侄的遗体得以安葬。

在刘云浦的带领下，整个燕翼堂竭尽全力抗战，先后有26人参加革命，有6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刘晓浦之女刘增蔼，为中共山东分局机要员，1941年冬牺牲于大青山战役，年仅18岁。

燕翼堂还一次捐献长短枪40余支，成立了垛庄独立营；卖地300亩，购枪一百余支，支援八路军。在刘氏家庭的带动下，燕翼堂长工和佣人，大多数参加革命，有的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后来，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燕翼堂曾多次被日军占领，我军多次攻打，付出较大代价。为了抗日，刘云浦毅然拆除了这所著名的庭院。今天，垛庄镇党委政府驻地，便是当年燕翼堂的旧址。

1994年，劉晓浦的遗骸被迁到孟良崮烈士陵园安葬，和他一起安葬的还有他在革命年代牺牲的部分亲人：女儿刘增霭、侄子刘一梦，还有刘滋泉（牺牲时年仅24岁）。

《诗经》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拨又一拨的年轻人，从孟良崮脚下走出，走向外面的世界。后来，他们回来了，一同回来的，是他们肩负的使命，以火种的形式在这片土地播撒。有时候，他们站着回来；有时候，他们躺着回来，那是他们的身体累了，回到故乡的怀抱，回到母亲的家园。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休息，年轻的血液依旧在这片山区流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片土地有无数年轻人奋勇而起，男人拿起武器，女人支前拥军。

山河破碎，总有无穷的力量重整山河。

血色浪漫：战争中的女人

一场战役构成了孟良崮的核心价值，单纯从战略战术而言，1947年的那次歼灭战堪称经典，甚至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无出其右者。十几万人的迂回包抄，32000人被全歼，敌军主将张灵甫战死或被击毙，游刃有余，干净利索。

十几万军人，背后是数量不在其下的后勤保障队伍。

战斗打响的时候，孟良崮以北30公里，野店镇烟庄村，6个平凡的姐妹因无意识的举动而进入历史。

男人们要么当兵上了前线，要么作为支前民工上了前线，村里只剩了老弱病残，像极了今日的乡村。6位20岁左右的姑娘——张玉梅、尹廷珍、杨桂英、尹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她们出身苦寒，有的是童养媳，有的是逃荒户的女儿。此时，她们成了村里的顶梁柱。

战斗打响了，六姐妹组织村民，为部队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洗军衣、做军鞋、护理伤病员。半个月的时间里，起五更睡半夜，有时候通宵不休息，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把5000多斤粮食运回村里加工成煎饼，又送回去，往返40多里路。她们还组织村民纳军鞋500多双，给部队洗了800多身衣服，为战士唱歌，鼓舞士气。

为了做军鞋，六姐妹彻夜不眠，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出了血，手指也变了形。尹淑英后来回忆：“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针，每针都要经过锥眼、穿线、走线、拉紧。当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军鞋，做鞋搓麻绳要用腿帮忙，时间长了把腿都磨破了，手也不行了，实在累了就躺在地上打个盹。”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六姐妹还承担起了运送草料和弹药的任务。她们翻过一道道山梁，走进一个个村庄，凑足了2500斤草料，动员妇女组织运输队，把草料送到了预定地点。至于弹药，一箱七八十公斤，两人抬，翻越10多公里山路，一直送到前沿阵地。尹淑英当时身怀有孕，行动艰难。后来，“跑到北边生了个孩子，3天就起来干活了。”

据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冀贞兰生前曾回忆第一次见到陈毅的情景：“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他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

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指挥部。冀贞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他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笑着说：“给你们起个名字吧，叫大嫂呢，你们还有没结婚的呢；叫大姐吧，还有结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

多年后，在孟良崮纪念馆看到陈毅的照片，冀贞兰觉得面熟，旁边的人告诉她那就是陈毅。

1947年6月10日，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2009年，以她们为原型的电影《沂蒙六姐妹》在全国公映。

陈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六姐妹成为一张张名片，继续在山区飘扬，六姐妹红军小学、六姐妹纪念馆、六姐妹饭庄、六姐妹采摘园。沂蒙山区最流行的一种食物是煎饼，煎饼的品牌众多，六姐妹煎饼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个。一位记者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在烟庄村采访时，不仅看到这些带有名称的建筑，还偶遇了好几位‘沂蒙六姐妹’后人：尹廷珍的儿子徐美福正在村里操持饭庄生意，公方莲的儿媳妇正在果园摘苹果。‘人逝去，精神不会灭’，村人和子女们正以不同的方式在纪念、传承着‘六姐妹’留下的精神财富。”

许多年里，“沂蒙六姐妹”一次次出现在县电视台的新闻中，伴随我度过童年、少年，直到离家远行。那几位慈祥的老奶奶，受到全县人的尊敬，不光是因为“战争中的女人”这一血与火的时代命题，她们在和平年代的特殊身份，诠释了革命老区在经济社会中的存在，为这个县现实的经济发展做出旁人无法比拟的贡献。

前些天我又在电视上看到了她们——不，是她，当年的六个姐妹，逐渐去世，后来只剩尹淑英一人健在，不免心有戚戚焉，祝她老人家健康长寿。然而，就在此文完成之后不久，2016年6月21日，尹淑英老人与世长辞，享年91岁。但六位奶奶依然活着，以她们朴素的精神，诠释着这片山区的文化内涵。

战争波及女人，是时代的悲剧，然而她们又是血色与浪漫的结合，扩大了战争的外延。美国作家斯坦培克在《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情景：一位少妇在草棚里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流浪汉，她解开上衣，让流浪汉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汉热泪滚滚，他感到自己进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身旁。这本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在《愤怒的葡萄》热还没降温时，远离美国的沂蒙山区，却发生了真实版的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红嫂明德英。

明德英所在的马牧池常山庄，位于孟良崮以北20公里的沂南县。她是红嫂这一群体的最核心人物，六姐妹同样是红嫂，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期间，沂蒙山区出现的红嫂群体，从根本上解释了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人民的支持。

孟良崮上空的硝烟早已散去，那些柔弱的女人的身躯曾走过的沟沟坎坎，依然有新的身躯走过。她们的后代依然在这片山区，繁衍不息；她们的灵魂依然飘荡在我们的家园，以生活的名义，平凡而又伟大。

精神反哺：重塑乡村尊严

2016年春天，我又一次来到孟良崮山下。这一次，我的身份是记者。

省发改委派驻蒙阴的7名第一书记，有两人在垛庄，5人在旧寨。7个人平时分散在各自挂职的7个村里，遇有大事，便聚集到一起，共同解决。他们的故事，丰富了我对孟良崮的认识。

“沦陷的故乡”成为近几年的网络热词，当乡村变得越来越凋敝，生气全无，只剩老人孩子，故乡还有什么？逃离故乡的人群，放眼望回自己的宿命之地，却发现，另一群人正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这里，为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被冠以“第一书记”之名的人，成为乡村的一抹亮色。

“到农村去，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爹娘；到农村去，那里有育我成长的南瓜米汤；到农村去，那里是魂牵梦绕的故乡。”——“第一书记”成为目前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亮点。

伴随乡村经济的发展，以新的“乡村建设运动”为契机，文化伦理、社会秩序的重建将会给乡村带来新的变革。第一书记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现代文明和传统村落之间的桥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为村庄寻回失落的尊严。

孟良崮西南方向，有一个南芙蓉村，是当地鲜见的回民村。一天早晨，我跟随第一书记王海东乘车出了垛庄镇政府驻地，来到南芙蓉村，正好赶上当地的大集。河边公路旁的一片空地，卖各种杂货的小贩和赶集的人群，构成了熙熙攘攘的热闹场面。

王海东在此挂职已有一年多，不时有村民跟他打招呼，邀请他到自己的摊前吃饭。他摆摆手，和摊贩交谈几句，笑着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村中央，紧邻村委会，有一座始建于明初的清真寺，是村民做礼拜的场所，也是本县著名的古迹。寺内，古木参天，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王树理题写的碑文立于高大的皂角树荫里。抗战时期，这里曾藏过八路军伤员，大殿被赶来搜寻的日军烧毁，后重修。

看到作为记者的我，一群村民围上来，述说王海东的“贡献”。“硬化了村里的路，包括上山的生产路，打了井，有了水，王书记为我们村出了大力，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张大娘开了一家小卖部，王海东帮她的儿媳妇在水厂找了工作，月收入2000元。一位大娘称赞道：“他的脾气真好，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三岁小孩他都会停下来说话拉呱。”

出了村，我们来到村东的一片杨树林，许多杨树被伐去，一排蘑菇大棚建了起来。56岁的米天明从大棚里提出一筐刚采的蘑菇，王海东过去拿起他的蘑菇查看，叮嘱他们抽空去镇上办理银行卡，进行淘宝认证，以便将蘑菇在网上售卖。

刚开始，村民对种植香菇有抵触。去年，王海东带他们外出参观，最远去了河南西峡县。米天明夫妇也去了，很受震撼。接下来，引进蘑菇种植的阻力减小，村里建设了一批香菇大棚。米天明承包了其中的三個，每天采一次，到现在已采了8000斤蘑菇。

米天明的女儿，去年以全镇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蒙阴一中。王海东每个学期资助她500元，“这个孩子很刻苦，冬天那么冷，在家里围着炉子写作业。”

南芙蓉村只是无数案例中的一个，几天的采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无奈，以及第一书记带来的变化：满山的桃子因没有路无法下山，化肥上不了山，因为浇地困难，很多桃树结果甚少。五部抽水机从遥远的水库一步一步往山上倒水的情景让人震惊，累死累活浇一次地，累倒不在乎，能浇上水就谢天谢地了。

于是，一场修路引水运动在我所考察的几个村庄以及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只用一年时间，路通向了山顶，水直达地边，荒山变果园。当地顺口溜说：“水上山，果下山；路上山，桃下山。”形象地表达了村民的心情。

第一书记带来的，不只是生产生活的便捷，也不只是越来越多的致富道路，还有老有所依和文化生活的秩序重建，比如幸福院和文化广场。农村养老问题长期被忽略，却又是亟需解决的大问题，况且农村贫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存在于这个群体，只有让“老弱病残”脱贫，才能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村里建起的幸福院，为老人提供了生活和聚会的场所，受到老人的普遍欢迎。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文化广场的出现恰逢其时。平时的健身操和广场舞，节庆时的娱乐活动，每个村的广场成为显而易见的文化中心。文化广场的出现，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也给文化下乡提供了舞台。一位村民告诉我：“到广场跳舞成了晚上新的习惯，种地之外，终于有了‘文化’。”

当然，第一书记并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现状，输血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造血。外出归来的年轻人，看到村子的变化，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农村基础设施和通讯的便捷，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回乡创业浪潮能否为当下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如今的孟良崮，会以怎样的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

先人们誓死保卫的家园，终究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小结

孟良崮周围，总有那么一些人，承载不同时代的使命，在荒凉而又富有的山野上，书写历史的篇章。

20年代，叔侄俩为了信仰投身革命，将20余岁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民族解放的事业；

40年代，六个姐妹献身人民战争，用农民朴素的方式做出政权的选择；

新世纪，第一书记的出现，为失落的乡村文明注入了活力。

一座山崮，泥土和石头，大地和灵魂；一座山崮，过去和未来，青春和历史；一座山崮，我的山崮。

青春出走、血色浪漫、精神反哺，构成了“我的孟良崮”的精神内涵，构成了我的故乡的无限外延。在这里，我的青春也曾出走，我的姐妹依旧在那片山区繁衍生息，我最终的理想不过是为了反哺故乡；在这里，一百年的历史幻化于我的脑际，成为我与故乡、自我对话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