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早早地放寒假了,螃蟹窝一样乌嚷嚷、闹喳喳的西学屋一下子寂静下来。不过,也只能寂静那么一两天。因为,村里的年戏班子很快就搬进来了。年戏到了最后的彩排阶段,原来的大队屋就显得太小了,拉不开场子,急等学生放假给腾地儿。
所谓年戏,就是年下演的戏。由村人冬闲时排出,正月演起,供村人自娱自乐。那时候也没有电视,电影也少,正月里吃好饭穿新衣地里没活儿,就自娱自乐,演戏给自己看!
天一擦黑儿,家家的饭盘子刚端上炕,西学屋的鼓声就准时响起来:“咚咚锵,咚咚锵,咚咚咚咚咚咚锵。”鼓声像敲在人心上,让人坐不住、站不下,心神不宁地端起饭碗,三下两下扒拉空了,咕咚一声撂了就走人。
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这样。做熟了饭没人好好地吃,女人气急了便骂:“有鬼等你们去脱生啊,饭都顾不上嘬?”
可是,没人理,那勾魂儿锣鼓,现在已敲着脚底板了呢。
不管你跑得多么快,去得多么早,那门口总是挤满了人,窗户也总是挂满了人。你挤不上前,也挂不上去,只能听着里边越来越热闹的“戏”乱钻乱拱乱转圈子。可那些占了有利地形的人,就像栽在地上、贴在墙上一样,一个晚上都不会挪动一下身子的。最可气的是那些大人,那么大个人了,还挤在孩子堆里“嘿嘿”傻乐,您要不要脸啊!
排了一冬的年戏终于在正月初一上演了。
戏台就扎在西学屋。
先别忙,正戏开演前还有一场好看的“前戏”呢,戏名就叫“占地儿”。主角呢,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除了襁褓里的,家里有几个孩子就出动几个。家中凡是带面的、带腿的,凡是叫凳子、叫杌子、叫蒲团的全搬出来了。要是还觉得不够,就搬树墩子、抱苞米秸子、摞石头半头砖。霸道的孩子,点燃一根苞米秸子,带着火苗呼呼地划拉一圈,圈中的地盘就是他的了。
占了地盘,你还得能守;守不住,等于白占。于是,饭就只能轮着吃了。老大守着,老二就冲回家,一阵胡吃海塞,鼓着腮帮子立马返回,替了老大;然后是老三替老四,老五替老六……那时节,爹娘也不嫌家里的吃食虫子多了,兄弟姊妹也格外团结,格外众志成城,格外同仇敌忾。
每个孩子都成了严守阵地的勇士,都握拳瞪眼盯着自家的地盘,都时刻准备着向“入侵者”出击。这样紧张的空气中,稍有不慎就会打起来,且常常是连环阵。这边刚刚开吵,那边就接茬对火;这一帮动了拳头,那一群开始肉搏;这边厢骂声未绝,那边厢哭声又起……
不过你丝毫不用担心,开场锣鼓一响,再激烈的前戏也会戛然而止。若有不识趣的还想继续演绎,那对不起了,两个字:出去!无须值班民兵过来叉你,就有人自告奋勇“请”你了。本来嘛,占地儿是为了看戏,又不是为了打架。
紫色幕布终于挂起来了,雪亮的汽灯终于升起来了,扣人心弦的锣鼓终于响起来了。年戏,就要开场了。
这时,刚静下去的场子却又是一阵空前的骚乱。
交射摇晃的手电光柱,焦急如焚的呼儿唤女、喊爹叫娘声。
让让,让让,让我过去——哎呀,你踩我脚了。
有人从草垛或是墙头滑落下来的惊呼声和有惊无险的笑闹声、背着打兔子枪维持秩序的民兵虚张声势的咋呼声……
乱嚷嚷的声音搅成一锅粥。
这你也无须担心,无论乱成什么样子,只要那锣鼓家什一收,那画了浓妆的报幕员一登台,台下便会立马寂静无声。
幕布徐徐拉开——年戏,真的开始了。
记忆中第一次看戏是五六岁,戏名叫《农奴戟》,是一出反地主反压迫的新戏。父亲在戏里扮演苦大仇深的佃户王老五,因交不起租子,大年三十被周扒皮带一帮狗腿子打昏在地,抢走了相依为命的女儿小兰……
我跟着姐姐,坐在离戏台不远的地方,仰着脖子看台上的人物进进出出。姐姐不愿带我,只是迫于父母压力才带着我。所以,我感到很孤单。天冷,我的小脸冻得通红,鼻涕流出来,就不停地用袖子去抹,很可怜。可戏台上戴着露絮破帽子,穿着补丁棉袄,腰间系一根稻草绳子的父亲——王老五比我还可怜,人穷成那个样子,还被坏人欺负,我心疼父亲——王老五,知道了王老五是父亲演的,我便再也无法把父亲和王老五分开了,我就当王老五是父亲了。
所以,我看见父亲被一群人打倒在雪地上就哭了。但姐姐在旁边,我不敢出声。父亲醒过来,发现女儿没了,家没了,绝望了,跌跌撞撞地唱了一些什么,便踉跄着走向后台,接着幕后一声沉闷的“咕咚”,有人高喊:跳井了,有人跳井了!我便再也憋不住了,“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姐姐急眼了,伸手就捂我的嘴:“痴巴,你嚎什么,这是演戏。”我知道这是演戏,知道父亲没有真死,可我还是管不住自己。即使现在,这种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毛病也没多少改观。平时很难流出的泪水,总是那么容易为舞台、为屏幕、为故事里的悲欢离合抛洒倾泻。
父亲大概听见了我的哭声,妆没卸就跑下来,一把抱起我,把冰凉无助的我裹进他的大破棉袄,一个劲用下巴摩挲我,安抚我。我的委屈终于得以宣泄,脸埋进父亲的脖子抽嗒个不停,眼泪鼻涕蹭湿了父亲脸上的油墨,父女俩都成了大花脸。
父女一场十七年,这样的肌肤相亲,便是我唯一存心的温情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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