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像有些题材，你越不熟悉就越想写，比如付秀莹。

听说付秀莹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圈子里都在议论，说她的小说写得不错。可以肯定，我不是在报纸上，也不是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小说的好评，而是在茶桌边，在私下里听说的。这种窃窃私语的传播类似于谣言，很能蛊惑人心。于是，每每翻开新出的文学杂志，看见付秀莹的小说就多看几眼，发现她的小说有超凡脱俗的态度，有真真切切的淡然，有守望乡村的坚定。

然而，在她成名的那几年，我正埋头于剧本和长篇小说的写作，跟她供职的以搜罗中短篇小说为己任的杂志几乎没怎么打过交道。直到2013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被她供职的杂志选载。作品发表时，旁边配了邮票那么大一块点评。寥寥数语，解读到位。一打听，才知道是付秀莹所写。从此，像欠了她一笔债。

2015年，《小说选刊》杂志社与广西作家协会举办了一次“文学走进基层”的活动，付秀莹和几位同事不远数千里来到广西象州县和金秀瑶族自治县，为基层文学爱好者免费讲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不扎堆，不吃夜宵，不喝酒，仿佛不食人间烟火。除了上课滔滔不绝，平时不太说话，看上去很安静，偶尔一笑，也是微微。到村庄采风，她对南方疯长的植物充满好奇。这一次，她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番石榴，也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番石榴飘香》中的那种番石榴。她摘下来咬了一口，可惜当时不是番石榴成熟的季节，味道肯定青涩。但她非常高兴，为认识了这种植物。她对植物的兴趣使我想起她小说中的某些描写，就是那些关于植物、天空、大地和节气的描写。这是当今浮躁的读者和作家们刻意省略的部分，但她却以极大的耐心慢慢地描写，慢慢地品咂和回味，试图阻止我们视觉、听觉和味觉的衰退。

在大自然面前，付秀莹是谦虚的。在前辈作家面前，付秀莹也是谦虚的。某次会议，某位我们都尊重的作家把付秀莹拉到一旁，跟她说长篇小说《陌上》。因为我要等那位作家，所以站在不远处看着。她们说什么我听不见，但可以看见付秀莹的表情。那是低调的虔诚的表情。某一瞬间，付秀莹的脸竟然微微一红。我不知道她的脸是因为表扬而红，或是因为其作品被点到痛处而红。反正，她的脸红了一下。我把这种红，理解为谦虚。

今年5月，“中国·湄公河国家文学论坛”在南宁举行。付秀莹来了。在一次小型聚会中，她的手机丢了。作为会议的承办方，我向她表达歉意，并问她要不要租一个手机暂时用几天。她说不用。在这个手机已经变成人体器官的时代，她对手机的丢失竟然没有一点焦虑。难道她不害怕绑定的银行卡被盗刷？难道她不担心别人找不到她？难道她不忧虑微信号、QQ被别人利用？没有。她一点都不着急，满脸淡定，好像从来没用过手机似的。于是，大家跟她开玩笑，说她的手机内容健康，沒有艳照，没有牢骚，没有不良交易，没有秘密，否则她不会这么淡定。她微微一笑，就像她的小说那么安稳。

我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作家，但是写着写着，我的小说题材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渐渐地转移到了城市。因为题材的转变，我常有愧疚之感，仿佛把自己的穷亲戚撂在了乡下。但是，自从看了付秀莹的小说后，我的愧疚病略有好转。有她这么优秀的作家继续描写乡土，像我这种流浪汉似的作家少写一点乡土也就无妨。正是因为她对乡土执着的书写，才对冲了乡土作家的流失，才使那些题材进城的作家们心灵得以舒缓。她坐在跷跷板的那头，保住了小说题材的生态平衡。

但愿她能把芳村写得像“高密东北乡”那么有名，更希望她不要从跷跷板上跳下来，以避免读者在小说中再也找不到故乡，那种琐碎而瓷实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