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文学的星空真让俗人眼花瞭乱，不是这颗星轰轰烈烈地升起，就是那颗星悲悲切切地陨落。透过这表象的灿烂和衰败，有良知的文化人一定会扪心自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上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学，大多都是思想解放的武器，成了“革命卫生学”的工具，本世纪这几年的文学，大多却在玩庸俗，玩青春，玩泛爱，玩性，玩“小资”，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变成了玩具，变成了“不革命不卫生”的桑拿场所。

而这么多年来，陈应松在喧嚣与骚动中一直保持着心灵的指向，在欲望横流中一直坚守“人学”原则，在他发表、出版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中，无论是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或文学评论，他都坚守将文学通盘人性化、生命化、生态化，赋予了文学血肉之躯，然后又以生命的感觉关怀着“人学”。在他的笔下，文学生命与历史文化互相感染着、兼容着，原创性的文化思考方法和话语表达方式，“人化的自然”和“诗化的世界”，总是自觉深入地走进我们民族的文化本原。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曾经震撼文坛并且还将继续感动和影响文坛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从文学性的意义上，真正地开创了自然与生命的对话：诗性与哲理的融合。在这一系列小说中，他用独特奇妙的审美视角，精彩绝艳的诗化叙述，普通平凡的人物故事，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得如此鲜活生动、血肉相连，让人读后灵魂久久不得安宁。他的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松鸦为什么鸣叫》，描绘了生命与自然，人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整个故事笼罩着浪漫和奇妙的色彩，就像小说中挂榜岩上几千年以来无人可解的天书，作品写得虚幻而现实，张扬而节制，读后自然会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我们身边和生活中的各类生态环境。

早在上世纪末，我曾多次与武大教授樊星、湖大教授李国俊谈到陈应松的作品，二位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也一直看好，并说他将来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家。别看现在文坛对他冷落，但总有一天文坛会回归文学，这奖那奖一定会向他走来。话音还在耳际回响，“鲁迅文学奖”向他走来了，“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向他走来了，“人民文学奖”向他走来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小说连续5年进入“中国小说排行榜”。

我与陈应松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优美的、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文学时代。那时他写诗，我也写诗，我们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同一家刊物上。由于为文做人观念较为接近，我们很快成了挚友。他每出版一本书，都是要送给我“赐教”的。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聊天，突然在他的书柜中发现了他于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别让我感动》，我向他索要，他当时不相信这本书没送我，于是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竟說此书未送你，那不是要打老弟的板子？书虽不好，第一赠送请求赐教的当老兄第一人也，所以，补送谢罪！”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珍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作家圈里，他送我的书最多最全，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清点了一下，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随笔集、诗集不下二十部。

陈应松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写诗时，他是诗坛的一员猛将；改写小说后，他又成了小说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的散文、随笔，他的文学评论，他的书法绘画，都是独树一帜的，都是值得各个方面的专家认真研究的。他才思敏捷，提笔成章，在文坛上是个著名的快枪手。后来他越写越精，不再以快著称，这几年，几乎篇篇轰动文坛，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在人们心目中，陈应松颇像一位隐居深山的“隐士”，他从不赶什么热闹，更不喜欢张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像他这样耐得住寂寞，并且沉下去苦心经营自己作品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当然，生活中的陈应松并不是总是那么“严肃”的，颇具幽默感。记得在1998年“三楼”（黄鹤楼、岳阳楼、腾王阁）笔会期间，我们一行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作家三省游玩，陈应松一路以令人笑破肚皮的“赶五句”活跃着气氛，那幽默的脱口秀精彩极了。陈应松是性情中人，他的作品中总是溢出一种生命中不可言说之痛的陈应松，他脸上常常挂着几分高贵和忧郁。他是我们的文学的榜样，生活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