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名

笔名是Pen Name的汉译，而且是直译，但中国古亦有之。明清文人写作时常用的室名和别号，如聊斋、玉茗堂、渔洋山人、兰陵笑笑生之类，其实就是蒲松龄、汤显祖等人的笔名，不过当时没那么叫罢了。

新文学本是旧文学发展到近代，加上西洋和东洋的影响，才发生和长成的。周氏兄弟用过的笔名戛剑生和知堂，跟略早的百炼生和观堂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巴金听说取的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首尾二字，西谛则有可能是CD的谐音，这便有了“西来意”。到蒋冰之署丁玲，万家宝署曹禺，不仅易名，而且改姓，才是古之所无，开了生面。

有本书名《方生未死之间》，我出生在这个“之间”，故多少受过些旧的影响。十四岁时用文言写了卷《蛛窗述闻》，署名“病鹃”，好像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却又无此本领，只留下了这一点幼稚的感伤的痕迹。

抗战胜利后回城念高中，一度想当文学青年，学着写新诗，写小说，刊出时用了个“杨蕾”的笔名。四九年后成了公家人，起初“杨蕾”还在做他的文学梦，但五零年夏天小说《季梦千》一发表，立即受到公开批评，冯牧、林克二位写文章，说它“缺乏思想性”，“看不出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原文如此，下同）。差不多同时，又收到了《人民文学》退回另一篇稿子的复信，说是“思想水平还不很高，没有写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我想，“缺乏思想性”是肯定的，“思想水平还不很高”这一句则越看越像是嘲讽，这思想水平实在也无法提高，又如何写得出“我们的力量与曾经如何战斗”，还有“怎样痛苦地和自己的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来呢。于是只好将“杨蕾”从梦中喊醒，这笔名从此再没用过了。

与文学虽然绝了缘，文字工作却仍在做着，奉命写的短评社论不署名，有的文章却是要署名的，署过的记得有“柴荆”（财经）、“龚桥”（工交）、“辛文”（新闻）等等。最好笑的是，七十年代初以“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又恶毒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时，判决书中这些笔名（如果可以算作笔名的话）都成了我的“化名”。化名都有上十个，即使不是潜伏特务，也是“草上飞”一类江洋大盗了。

折腾二十多年后，终于平反改正，到了出版社，着手编我的《走向世界丛书》，每种书前得写长篇叙论，这是学术文章，必须署名以示负责。可又有好心的同志打招呼：“我们这里，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的，自己的名字还是不署为好。”此时我年已五旬，火气早已退尽，立刻从善如流，于是署上了不同的笔名，有“谷及世”（谐音古籍室），有“何守中”（倒读锺叔河），还有“金又可”（锺叔河之半）等等，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八四年当了总编辑，署什么名没人再来管，从那以后，我便只用本名，再没用过什么笔名了。董宁文君上次叫写“我的笔名”，即以此辞之，这次又叫我写序，更不敢佛头着秽，免得玷辱名家名作。但董君的盛情实在难却，只好讲点从前的小故事，聊备一格。如果书稿已经按作者姓氏笔划编排好了，便请将其放在全书之末，作为迟到的最后一篇吧。

（二零零六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