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帝第二书(节选)

上清帝第二书(节选)

康有为

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土耳其天下陆师第一而见削,印度崇道无为而见亡,此其明效也。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①弓刀步石无用甚矣。(《王制》谓:“臝股肱,决射御,出乡不与士齿②。”此武后之谬制,岂可仍用哉·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废武科,近年词臣潘衍桐请开艺学③。今宜改武科为艺学,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学政有司,会同院师,试之以经题一论及专门之业,通半中选,不限命额,得荐于省学,谓之秀才,比之诸生。五年不成者出学。省学书器益多,见闻益广,学政督抚会同其院师,每岁试其专门之业,增以经,一论史,一考掌故,一策,通半中选,不限名额,贡于京师,谓之举人。五年不成者出学。京师广延各学教习,图器尤盛,每岁总裁,礼部会同大教习试之,其法与省学同,不限名次,及半中选,谓之进士。三年不成者出学。其进士得还为艺学州、县总教习,其举人得为分教习,并听人聘用。其诸生得还教其乡学塾及充作各厂。其文科童试,即以经古场为正场,自占经解一,专门之学一。二场试“四书”文一,中外策一,诗一,亦及格即取,不限名额。每场考试,人数不得过三百。增设学政,每道一人,可从容尽力矣。其乡会试,头场“四书”义一,“五经”解一,诗一,纵其才力,不限格法,听其引用,但在讲明义理,宗尚孔子,二场掌故、策五道,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殿试策问,不论楷法,但取直言极谏,条对剀切者入翰林④。其文科、艺科愿互应者听。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如是则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其余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若能厚筹经费,广加劝募,令乡落咸设学塾,小民童子,人人皆得入学,通训诂名物,习绘图算法,识中外地理、古今史事,则人才皆可胜用矣。作于1895年

选自1895年文升阁刻本《公车上书记》

〔注释〕 ①武科:科举时代选士分为文、武二科。唐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置武举,为武科之始。以武艺高低作为录取的标准。被录取的人,有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此为武则天的创举。 ②“《王制》谓”句:《王制》为《礼记》中一篇,康有为摘录时,中有省略。谓射、御之技,唯论力量的优劣,有此种技能的人,不能与士人并列。康有为认为,武则天创立的武科,是一种荒谬的制度,不能沿用。 ③艺学:指近代西方科学及其应用技术。 ④翰林:唐代始置翰林院,后为历朝所沿袭。清沿明制设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长官为掌院学士,所属官职如检讨、庶吉士、待诏等统称翰林。〔鉴赏〕 开民智为当务之急,是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提出的主张。理由是“才智之民多则国强”,矛头针对科举制度,内容为取消武科与变更文科的考试内容,以及取士方法。《公车上书》是康有为七次上书中的第二次。汉代用公家车马接应举的士人,后世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上清帝第二书》里签名的,全是赴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世称“公车上书”。时间是1895年5月,为马关条约签订半个月后。一个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小国,自然引起像康有为那样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康有为用一昼两夜的时间,写就了这一万八千字的长文。摆在康有为面前的头等大事,是如何使中国强大起来。康有为给光绪开出的药方是:迁都、练兵与变法。改革科举制度,开发民智,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康有为以为,武举是“武后的谬举”,由唐沿袭至今,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以衡量“弓刀步石”上的技能,为选拔武将的标准,“无用甚矣”。康有为说得有理,因为以冷兵器来对抗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其结果必然以失败告终,且在神州大地上已经频频出现。康有为断言,“今宜改武科为艺学”,要皇帝下令在各省、州、县开设艺学书院。艺学指西方的科学及其应用技术,包括“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在各地分设学堂,选15岁以上少年入学,“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艺学就是西学,以艺学为主要内容的书院是新式书院,与以四书五经为教材的儒家书院有本质上的不同。不过康有为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学,主张在学堂里“仍专一经,以为根本”。此一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样体现在考试与录取中。康有为主张在乡试与会试中,四书五经依然要考,但“三场问外国考五道,及格者中,不限名额”。在殿试中,“其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确实有用者,皆入翰林,进士授以检讨,举人授以庶吉士,诸生授以待诏”。通晓外国事务的,只要考试及格,都能在乡试与会试中录取,没有名额限制,这是一。在殿试中,有创造发明且能应用于实际的,可以进入国家的核心部门中任官,这是二。这二条是对传统科举制的重大改革。在清代,孔孟的经书、程朱的注疏,是培养科举大军的基本教材。士人们学到的,只是一些陈旧的政治与伦理方面的知识。有关国计民生的自然科学知识,防御外敌的军事谋略,治国的经世济邦之学……圣贤都是不讲不为的,“代圣贤立言”也就不讲不为了。如顾炎武所说:“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将不成将。”(《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于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上清帝第二书》)这一结论同康有为早年醉心于西学相关。早年他有《诸天讲》这一自然科学著作面世,书中说,自己最敬仰的是哥白尼日心说和牛顿天体力学。另一早期著作《康子内外篇》明言:“人道之异于禽兽者,全在智。”这同儒家一贯主张的人比禽兽可贵在于有道德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却与西方文化强调的人的本性在求知,人与禽兽根本区别就是理性,非常合拍。康有为的“智”,就是西方文化中的理性,而非政治与伦理。理性是同人的认识能力相关的,是以获取知识、求得真理为目的的,亦即“穷理劝学”。“劝学”的内容是艺学,“穷理”不在于背诵一些经书与注疏中的道理,而是以创造性与实用性为宗旨的艺学之理。在近代中国,开民智是一个重大问题。严复以“开民智”为“今日要政”的“三端”中的一端,到20世纪初,则有章太炎“革命开民智”的主张。要之,康有为的“才智之民多则国强”,实为先声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