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尤其是唐诗当中，有几处神一样的地名，在诗人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被人反复吟咏。比如辽阳，比如轮台，还比如萧关、凉州、玉门关。
这些地方大多是边地。边地是什么？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是“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是“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也是“刁斗鸣不息，羽书日夜传”。它们诉说着豪迈，也诉说着柔软;诉说着遥远，也诉说着思念。它们是浩瀚之风、气吞山河，也是春风难度、寤寐思服，但无论苍凉高远还是敏思哀婉，总会让人触摸到滚烫、鲜活的灵魂。这灵魂里有家有国有荡气回肠，有念有怨有儿女情长。所以，在唐代，边塞诗和闺怨诗是诗歌朋友圈里的一道别样风景。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边防征地一辈子也许都不会到过一次，但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几乎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收集感情的文化高地，把征人、深闺、文人、将士的情感一股脑儿地收集到自己怀内，然后被释放在那些千古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中。
而辽阳， 是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今人面前呢？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唐沈佺期（约656-约715）的这首《独不见》，被认为“曲折圆转，如弹丸脱手，远包齐梁，高振唐音”。
初读这首诗，就使得“辽阳”这个地方一下子从文中跃进了自己的脑海里，就和读完“春风不度玉门关”“但使龙城飞将在”“西出阳关无故人”后，“玉门关”“龙城”“阳关”一样。有时候，一个地名就仅仅是因为一首诗，而名扬天下。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让人如此愁肠百结，秋水望断？
其实，诗词中和历史上的辽阳，并不是如今的辽阳市，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区，有人说是辽河以北地区，而按胡可先注《唐诗三百首》，解释为辽河以东地区。从地图上看，辽河主体在辽宁省，溯流向上的话，分为两支，一支进入吉林，为东辽河，一支进入内蒙，为西辽河，这两条分支都是东西走向。因此，河东、河北的说法大致都没有问题，无论河东也罢，河北也罢，无非都是指广大辽东地区。而现今的辽阳，《奉天通志·沿革志》则“考唐以前称今辽阳或曰辽东城，或曰襄平城，或曰辽东郡故城，无称辽阳者”。
据此，辽阳，就是今天辽河周边一带，这总归是没有错的。
而这正是唐时安东都护府的驻地所在。
由于李唐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统治区域东至辽东，甚至朝鲜半岛，西达西域，其威慑力和影响力空前提高，使得周边的异族兄弟，比如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大多表示臣服。但他们从来都不是规规矩矩地听从中央政府，时不时地奓奓毛，所以，为了有效地对他们进行管理和震慑，唐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而安东都护府就是负责管理东北事务的最高军政机构。据史料记载，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辖其地。其所辖范围包括辽东半岛全部、朝鲜半岛北部、吉林西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故地，包含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西岸及库页岛直至大海。但后来，由于吐蕃和新罗扰边，上元三年（676年），安东都护府治所由平壤迁往辽东故城，也就是今天的辽阳。仪凤二年（677年），再迁治新城，也就是今天的抚顺高尔山。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辽西契丹族反唐，唐与安东都护府的陆路交通一度中断。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治平州（今河北卢龙）。天宝二年（742年），迁治辽西故郡城（今辽宁义县）。受安史之乱影响，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设立了近百年的安东都护府宣布废止。
故，“十年征戍”的卢家少妇之夫，便应该是镇守安东都护府的将士了。
辽阳，虽然尚算不得苦寒，但毕竟比内地要寒冷许多。所以，当长安秋高、天气转凉、家家户户开始着手准备寒衣时，征夫在外的少妇不免愁绪涌动，触景生情。甚至，都后悔自己没跟着夫婿出征远方了。
辽阳在何处，妾欲随君去。
义合齐死生，本不夸机杼。
谁能守空闺，虚问辽阳路。
（于濆《辽阳行》）
而等到金昌绪写《春怨》时，则一定是天宝二年之后的事了。彼时，安东都护府已经迁至辽西，所以生怕梦不到辽西，而不再是辽东了。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但那份牵挂究竟还是十分一致的。
多年征边，不知生死，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嗔怪与相思，而是未知生死的刻骨深念。
哀怨，孤獨，深情款款。哪位征人能读之而不潸然泪下？哪位读者能读之而不怦然心动？
说来有些奇怪，同是写边地，不知是因为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名篇太少，还是因为诗人们被那些闺怨诗所感染，在写辽阳的诗里我们很少能看到更恢宏的场景，体味更宽广的心境。即使有类似边塞风格的诗作，但终究不如西北风来得那么痛快、豁达和刚烈。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
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
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
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
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
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
（李益《送辽阳使还军》）
勉强算是边塞诗吧，但照样有点不温不火，不急不缓，婉约里似乎流露出点豪放，但终究还是没有豪放开，犹如把弓拉开，却又轻轻放下，不过瘾。
也许是时代使然，也许与地域文化有关。在这方面，不免会让我们想起轮台，一个边塞意味丰厚、英雄气概爆棚的地方。
这里有岑参的诗，也有陆游的诗。
这些诗，宽广、豪迈、雄浑、健壮，少了那些儿女情长、忧愁郁结，多了许多壮志豪情、剑胆琴心。
……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读之向来会让人豪情平起，恨不得立即跃马扬鞭。
若抛开陆游，单从唐诗的角度看，这两种诗风恰恰反映了对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
边塞诗的诗风映射的是大唐帝国威武雄壮的气象，而闺怨诗则映射的是厌战情绪蔓延和兵役之苦。
往往如此，且必须如此。即一个国家的康宁富庶，必须有一批人在牺牲，牺牲与家人的团聚，牺牲卿卿我我，牺牲奉孝双亲。一方面是守家卫国的荣光，我们称之为民族长城，一方面是父母妻儿的目光，把你当作家庭的梁柱。于是，总是在壮烈中深藏着叹息、思念、孤单和悲凉。无论是抵御侵略，还是开疆拓土，无论是守望和平，还是兵荒马乱，遥远的边城，是最让人揪心之地，尤其是在音信难通的古代，怎能叫人不想他？
但那个时候，整个帝国都是春风得意，气势磅礴，文采郁郁，武备昌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不用说那些军人，连文人士大夫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杨炯《从军行》）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李白《塞下曲》）
然，对于一般战士和家人而言，“十年征戍”，更有着道不尽的酸甜苦辣。而这一切，也与唐初至中期兵役制度的变革有关。
在唐朝初期，兵役制度实行的是府兵制。简单讲，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21岁入军，61岁出军，平时散居务农，府兵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定期宿卫京师，戍守边境。政府对府兵有一系列的优待办法。比如，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无须长期戍边。同时，当府兵可以免除徭役，可以因勋功受田，增强当兵人的荣誉感。假如府兵外出作战阵亡，军队立刻会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转给地方，地方政府会立刻派人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勋爵，给赏恤。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时，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这种体制对于提升军人的荣誉感和军队的战斗精神，都有很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府兵出征或守边的统帅不是固定人选，因此不会造成军队私人化，这对于朝廷来说，非常安全。
但历史却经常发展得出乎人的意料。大体到了高宗年间，随着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对军人的优待办法越来越少，直至取消。府兵的社会地位也日益下降，甚至成了那些官员的奴隶，并且服役年限日益延长，新兵难招，老兵大批逃亡。府兵们开始怕到边疆，能逃则逃，逃不掉的，大都家破田荒，后继无人。
所以，“十年征戍忆辽阳”，不仅仅是一名闺中少妇的叹息，更有历史老人深深的、沉重的叹息。杜甫也记下了这种变化：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于是兵源日益枯竭。那怎么办？买。
政府是不缺钱的。故，自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起，“召募壮士充宿卫”。于是，唐朝的兵役制度便从府兵制逐步过渡为募兵制，开始招募雇佣军，边疆上守边的战士慢慢地都变成外族士兵。因势而起的，是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外族将领，他们野心勃勃地走上历史舞台，逐渐控制了朝廷的边防，也控制了治下軍队的归属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几个人便生出了惊天大乱，这也是玄宗皇帝始料不及的吧。
而彼时，戍守轮台的岑参们，并没有看到这种兵役制度下隐藏的不安和骚动，他们满眼仍然是唐军的威武，热血沸腾的战士。北风吹得战旗哗哗作响，人马卷起的尘土蔽日遮天，他们目光如炬，豪气干云，心中没有去国怀乡的失意，没有戍边寒瑟的苦衷，相反，他们心中充满的是报效朝廷的忠诚和统兵杀敌的快意。
天宝十三年（754年），岑参刚刚被委派为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正沉浸在横扫千军的理想和对戍边将士的讴歌中。他肯定也不会想到，仅仅一年后便发生了导致李唐王朝由极盛至极衰的惊天变局。又半年后的六月十三日，唐玄宗携杨贵妃及部分心腹大臣离京西逃，几天后，在马嵬坡前，喜爱荔枝的杨贵妃香消玉殒，犹如那颗晶莹的荔枝，瞬间色香味全无，整个大唐也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其时，大唐经济与国力已不堪战争重负。随着战争的深入，堂堂大唐帝国的边地也不断地向内地收缩，直到收缩到洛阳附近。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这是杜甫《新婚别》中的句子，参军的壮士守边居然守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不得不说整个王朝对战争估计不足。
再英雄的历史，或者说横空出世的英雄再多，也抵不过朝廷的腐败。即使皇恩浩荡，又有多少英雄终是抱恨终生？而战争，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都是在拿人的生命作赌注，人的生命总是那么不值一提。
还是玄宗时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或许不应该发生（其实好多战争都不该发生，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但还是发生了，并且以“唐师三征失败，丧师二十万”（《至简中国史》）的代价而结束。这就是南诏之战。
南诏之战具体的前因后果不再详叙，明万历年间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所写的一首诗还是让我们能感受到其中凄凉。诗云：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功未成，骨亦枯。
从辽阳到轮台，从轮台到南诏，从闺怨到英雄，从英雄到亡魂，就像一枚硬币的三面：正面、反面和侧面。从不同的一面，会解读出许多不同的意义。
而这，绝不仅仅是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