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散文名篇·纵囚论》唐宋八大家名作鉴赏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①，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②，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③：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④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⑤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⑥，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⑦以干誉⑧。

【注】

①刑入于死者：指刑法定罪达到死刑者。入，指定以罪名，使受刑罚。②录大辟囚三百馀人：选取死囚三百余人。录，收集、汇集之意。大辟，古代五刑之最，死刑。{3}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死囚）到了期限而最终自己归宋，没有误期迟到的。{4}移人：改变人（的品性）。{5}纵：放纵。此指假释性地放出囚犯。⑥三王之治：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理民。⑦逆情：违背人情法理。⑧干誉：谋求名誉。

据《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将待执行的三百余死囚假释归家，并约定他们返回监狱受死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皆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死罪。这件被后世传为美谈的太宗“德政”，与唐太宗主张刑法宽简、死刑要严、赦令勿滥的一贯态度不合。为此，欧阳修也对太宗“纵囚”赦死的不合人情法理提出质疑，认为是矫枉过正了。

本文作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按照提出质疑、论述说明、提出自己的观点的顺序进行。体现了欧阳修论理文一向逻辑性强、结构严密的特点。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反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反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

然后，欧阳修先肯定太宗“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的论述，提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的主张和措施。认为信义只能用于君子，对小人则要用刑法。因此，唐太宗纵囚使归的事是不合乎常情的，是现实中不大可能存在的事情，即使发生过，也只能是上下互相欺骗沽名钓誉之举，不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定法。还特别指出，刑罚达到死刑者，那又是“罪大恶极”的“小人之尤甚者”，不可轻易宽赦。段尾以一句反诘句“此岂近于人情哉”，表达作者的不解和质疑，引发读者思考，同时总结上文，开启下文。

在其后的论证中，作者对太宗“纵囚”赦死之壮举进一步分析、批驳，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是沽名钓誉，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最后，顺理成章地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本篇立论清楚，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浑然一体，似有洋洋万言，十分耐读，是一篇发挥雄辩之才的力作。

后人评论

赵乃增：“针对太宗的逆情立异的作为，层层批驳辨析，暴露出‘纵囚’事件的违背人情常理的荒谬不实，行文老辣，有理有据，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