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文林

【作家简介】见《蟹工船》。《为党生活的人》(《党生活者》)，卡立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内容提要】“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藤用别人的履历、身份，在仓田工厂作了临时工。我们是地下革命者。仓田工厂原是民用工厂，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改为军用工厂，生产降落伞、防毒面具、飞艇外壳等军需品，生产任务紧，临时招收了600名临时工。一天下工之后，一向开朗的须山阴沉着脸来见“我”，“我”和他立即离开了工厂到街头秘密联系，他把上级胡子同志可能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以后“我”回到住所，开始写揭露厂方欺骗工人的传单。接着到咖啡馆去与S同志接头。S同志批评了传单内容缺少从政治角度提高工人的觉醒的内容，不能局限于经济范围。晚上9点，与须山相见，得知胡子确实被捕，这个消息使“我”心情沉重。第二天，由太田把传单带进工厂，这份由“党”署名的传单引起厂内的骚乱，工人议论纷纷，对厂方的计谋义愤填膺；厂方戒备森严，防范工人的不轨。散布传单的事情暴露，太田被捕。这引起与太田单线联系的“我”警觉，必须离开工厂，转移住所。因为“我们是在夸称世界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中进行活动”。时刻要提高警惕，防范警方的追捕。和须山、伊藤商谈之后，在回住所的途中，“我”发现住所已被监视。“我”急忙去找在公司工作的笠原，暂且躲避在她的住所。第二天在S同志的建议下，“我”又找到了新的住所，开始了不能公开身份的秘密地下活动。伊藤替代了太田，她很积极，善于群众工作。“我”除了领导工厂工作之外，又接受了“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工作更加繁忙。从狱中捎来太田的信，得知他已经背叛，出卖了同志，引起“我”一阵阵的憎恶。为了安全，“我”和笠原同居了，避免外人对“我”的猜疑。“我”转入地下活动之后，离开了家，与母亲断绝往来，多次请须山去看望母亲，母亲对“我”十分挂念，每次都捎来要见“我”的话。“我”决定说明不能见母亲，因为“警察不让我回家”，以此激起母亲对政府的愤恨。最后，在须山的安排下，在一处饭馆和母亲见面了，母亲脸色忧郁，可心情逐渐放开，她为“我”被捕担惊受怕。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工作就行了。”分手时，母亲一再叮咛“我”改掉走路时的毛病，好不被别人认出。母亲的决心使“我”十分感动，感到“我把过去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工厂革命活动进行得很顺利，伊藤争取了一批女工，为了扩大影响，团结工人，决定在厂内出版小报《防毒面具》。厂方十分警惕，而且出了告示，要增加劳动强度；还利用右翼组织“僚友会”宣传军国主义思想。为了揭露厂方，让伊藤打进“僚友会”，进行破坏。在这期间，胡子从狱中来信，他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我们，使我们相信“一条又红又粗的正确路线始终还是鲜明地贯穿在我们当中。”然而“我”和笠原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她和“我”的关系受到怀疑，公司的职业被解除，为了生计不得不在咖啡馆去做女侍。她是一个同情左翼活动的青年，一旦失去生活的自由和安全，觉得是为了“我”牺牲了一切，在感情和生活上都感到寂寞。生活困难，“我”一连吃了三天酱茄子，身体都垮了。再加上活动频繁，工作紧张，与笠原的联系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她搬到咖啡店去住，我们已经有10天、半个月没有见面了。“我”感觉到已经失去一切属于“我”个人的生活，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军需品生产接近完成，厂方为了不使临时工罢工、骚乱，一方面早有戒备，一方面放出谣言，扰乱工人的思想，形势更为尖锐、紧迫；工人不满的情绪愈来愈发展，酝酿罢工的情势发展很快。我们为及时引导工人斗争，必须让一名同志公开活动，把斗争引向罢工。须山承担了这次在厂内撒传单的任务。他乘工作休息的时候，甘冒被捕的危险，把传单抛向空中，还大声呼喊：“坚决反对大批解雇!”“举行罢工!反对解雇!”一时厂内群情激动。工厂守卫慌了手脚，等他们去抓撒传单的人，须山已被群众保护溜开了。当晚我们异常兴奋，准备第二天带领工人罢工。可是第二天早晨，厂方贴出公告，提前结束临时工的工作，解雇400名临时工。厂方先发制人打乱了我们的步骤，这使我们认识到“敌人毕竟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虽然临时工解散了，随着他们走向各方，革命种子也撒在各方。“我”和须山、伊藤抖擞精神，从事更新的战斗。

【作品鉴赏】《为党生活的人》是小林多喜二以自身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为素材，在法西斯残酷统治下的异常难苦的岁月中，用强烈的激愤和坚韧的毅力完成的一部描写日本工人阶级斗争的光辉作品。作品完成于1932年8月，在他殉难之后的1934年以《转换时代》为题，首次刊登在报刊上。

《为党生活的人》是以手札体写成，中心故事是“我”和须山、伊藤深入工厂，宣传革命，发动群众，酝酿罢工斗争直至罢工未成。围绕着这一中心线索，穿插了“我”的许多生活片断和思想感受，构成了一幅完成地下革命者的生活图景。“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劳累、紧张的党的工作和躲避敌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动；一面是如何割断私情生活的来往，服从党的工作需要，这突出表现在他与母亲、与笠原的关系上，从而展示了自觉战士“我”在严酷斗争环境中，磨练自己、改造自己的过程。

小林多喜二曾经说过：“在这篇作品里，我做了一次冒险的尝试，与我过去写的《蟹工船》、《工厂支部》等作品写法不同。”(1932年8月3日《致中村惠书》)这不同之处，就是精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形象，而不再是描写革命者群体的形象(如《蟹工船》)。

“我”是一个普通的日共党员，一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者。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他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注视斗争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确的轨道。初进工厂时，他只从经济利益去启发工人进行斗争，忽略从正面教育工人群众，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没有把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与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后来在上级党的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在S同志的批评下，纠正工作的偏差，把工人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方向上来。尤其后来率领先进工人与右翼组织“僚友会”的斗争，突出表现了他的政治觉醒。

“我”是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开展革命活动的，尤其是在被叛徒太田出卖被迫转入地下以后，环境更加恶劣。在敌人密布罗网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工作，必须避开敌人一切追捕，没有个人公开活动的自由，他的衣、食、住、行无不与革命息息相关。他说：“在我身上，一丝一毫的个人生活都没有了。现在就连各个季节也成了我为党而生活的一部分。四季的花草、风景、蓝天和阴雨，在我看来都不是孤立的。”下雨了就高兴，可以用伞遮住面目，不易暴露；一过冬天就愉快，感到为党又多工作一年!可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晴朗，又觉得不便行动。繁忙、紧张的革命活动并没有使他忘记生活细节，反而使他对此更加敏感，使生活各个方面更适应革命活动的需要。作为一位地下革命者，他深有体会地说：“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的生活。”

在“我”与母亲的关系中，突出表现了一个革命地下工作者，如何将个人与亲人的感情服从于革命事业的需要。“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共同度过许多艰难的岁月。在“我”突然遭到警察追捕之后，他离开了母亲，而且不能回家探望，60岁的母亲为孩子的生命担惊受怕，又为到死不能相见而担忧，眷眷地挂念孩子，迫切希望与儿子相见；同时，“我”也时刻怀念老母，可是革命工作需要必须断绝亲人的来往，而且让母亲理解母子不能团聚是警察迫害所致，激发母亲的觉悟，憎恨敌人。在他不断帮助下，母亲提高了觉悟，欣然接受了与孩子不能见面的要求。母亲说：“与其见到我这么提心吊胆，还不如不见我，知道我平安地工作就行了。”而且还表示死的时候，“我”回家看望有危险的话，决心不让“我”知道她死的消息。这些充满母爱深情的话，给他以巨大的安慰与鼓舞，使他更加专心于革命工作。与母亲分手之后，他深沉地感慨地说：“从此以后，我把过去留下来的个人生活的最后的退路——和亲生母亲的关系彻底切断了。”把母子之情也隶属于革命工作之中了。如果说，他和母亲在思想上逐渐趋于一致，那么他和笠原的关系，由于人生目的不尽相同，便趋于分离。笠原是一个本分、善良、同情左翼革命活动的普通女子，但她缺乏对革命的艰苦性、危险性充分认识，一旦与“我”一起生活之后，生活的艰苦和政治的危险，使她与“我”产生了思想、感情的隔阂，最终导致了两个人的分手。一个是倾向逐渐一致的母子之爱，一个是趋于分离的儿女之情，这一合一分的两个不同侧面，正是“我”如何把个人私情生活融合在革命生活之中的具体体现。“我”在完成这一私情与革命融合的过程中，是经过思想、感情的痛苦磨练的。在开始时，他很不习惯，正如他所说：“就好象小时候和人比赛谁能钻到水里呆的时间最长那样，也曾经感到过一种难以忍受的，说不出滋味的憋气。”这种窒息一般的煎熬痛苦，形象地传达出在自觉改造过程中的感受。

“我”是坚强勇敢的革命者。他在任何风险之中，都站在斗争的前沿，承担革命中最艰巨、复杂的任务，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每天要工作20多个小时，到十几个秘密联络点联系工作，也参加各种秘密会议。但他不满足，要锻炼成“一天工作二十八小时也不知道疲倦的人”。生活艰苦，依靠吃酱茄子过活，致使身体拖垮，但还坚持工作。他遇事沉着，不为一些挫折而沮丧。叛徒出卖之后，他被迫转入秘密生活，离开了工厂，但他没有失掉信心，以新的方式开展了斗争，很快清除了自己生活中不适应地下革命活动的散漫生活习气。最后罢工未遂，这使他感到意外，并没有使他消沉，而是从中吸取了教训，“敌人毕竟是敌人，不是木头人儿。”以坚定的信念，和同志们“更加抖擞精神，”“从事新的工作”。

“我”是一个出色的革命者，反映了日本30年代初无产阶级战士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党生活的人》也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其他革命者形象。须山乐观、勇敢，勇于承担各种艰难的工作，他言谈幽默、风趣，常常给人以激励的力量，伊藤是出身富裕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革命者，她立场坚定，经受过严酷斗争的考验，善于联系群众，启发群众，把革命意图贯彻到群众中去。

母亲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是生活在农村中的劳动者，一生在贫困中度过的。她热爱自己的儿子，但对孩子的革命活动并不十分理解。儿子被迫离家，使她异常痛苦，为儿子安全担心。为了能与儿子接近，能在儿子被捕入狱时，也可以通信联系，她不顾年老眼花，躬着身躯，认真地学习识字。由于儿子不断帮助教育，认识到斗争形势的紧张，必须忍受必要的牺牲。最后与孩子见面之时，她主动提出以后避免危险，不与儿子相见，甚至自己死去时也不让儿子知道，而且一再叮咛儿子改掉走路时晃膀子的毛病，以免被警察发现。母亲的表现不仅仅是一个慈母之爱，也表现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政治觉醒和对革命的关怀。

《为党生活的人》以第一人称、手记的方式写成的。这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形式。作家小林多喜二为了便于再现个人地下革命活动的生活，自如地表达个人在秘密革命生活中的感受和经验，而利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进行描写，使作品增强了抒情色彩和真实亲切之感，更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其次，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作品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运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无华的文笔对人物的语言、行动和心理活动，予以具体而多方面的揭示，着笔虽然不多，但生动形象。在“我”身上，主要突出他严肃、沉着、坚强、质朴，以及作为一个地下革命者应有的特征；须山身上，则着意刻画乐观活泼，富有革命朝气；伊藤身上，着重描写她刻苦改造，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才干，以及女性特有的细致。同时，作品还把人物置于多种关系之中，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如“我”与母亲、笠原的关系，伊藤与自己的母亲的关系，须山与“我”的母亲的关系等等。最后，在结构上，小说以仓田工厂工人斗争为经，以“我”的革命活动和生活为纬，经纬交织，巨细结合，简而多变，紊而不乱。这既突出了当时日本革命斗争的艰苦卓绝，也反映了革命者的英勇奋斗、坚韧不拔。同时，在情节发展上，还运用了不可预测的陡转的手法，如太田的背叛、笠原的解职、罢工的挫折等等，使作品具有悬念性，增强了情节发展的气势，最终趋于高峰而戛然而止，给读者一种余味无穷的艺术感受。这种情节的多变，正是当时革命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