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凌·寄宿的日子
张亚凌
初中的学校在小镇的最东边,离我家十来里路。将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学校上学,整个暑假,我都在兴奋中度过,到了9月1号,急切的心早就在胸腔里蹦得难受,恨不得拔腿就冲进学校。可让我无比懊恼的是一大早,母亲还是让我跟着她去锄地,顺带割猪草。心里揣着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以至于后来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可在我赶到学校时,宿舍被先到的学生占完了。我又背着铺盖、干粮袋子往回走。那天的我,来回近30里,大汗淋漓地背着那么多沉甸甸的东西,多少像个小傻瓜。
第二天,母亲借了辆自行车,捆绑好铺盖,干粮,我们就出发了。母亲得为我找睡觉的地方。
我们来到距离学校三四里的一个村子。七拐八绕就进了一条小巷子,站在一户比较破败的土门楼前。母亲又嘱咐道,妈把人家叫“姨”,你得叫“老姨”,嘴巴要甜。
母亲一进门就热情地喊:“姨——,姨——”喊了几声,从北屋里出来了个老人,她看母亲的神情显得很是生分。母亲在殷勤的叙家常里含蓄地说了跟老人的亲戚关系,我也听明白了:眼前母亲叫姨的这位老人,是母亲嫁出去的二姨去世后二姨夫另娶的女人的堂妹,真真的是七拐八拐拐出来的亲戚。我自然底气不足,小声地喊了声“老姨”。
母亲把带的点心放在桌子上,很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让我暂时借宿一阵子的想法。
“说来说去都是自家人,你看,这么大的炕,就我一个人,娃睡在这我也有个伴。”老人答应得很痛快。
我就很小心地住了下来。我跟老姨住在北屋,西面的两间房子住着她的儿子儿媳孙子,我早出晚归,很少见到他们。
谨记着母亲的叮咛,不能费老姨家的灯油,我总是下了晚自习后留在教室里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才回去的。那个村子的孩子也都不住校,可人家是一下晚自习就往回赶,而我得留在教室做作业,也就一直没有同行者。特别是冬天的晚上,寂静得让人害怕。我就边走路边咳嗽,用一声声咳嗽来给自己壮胆。偶尔,响起一个声音,原本胆小的我会吓得打个哆嗦。
冬天,我就摸索着从老姨房子里的小水瓮里舀半瓢水,将自己的毛巾大概弄湿,在脸上沾沾,就算洗过脸了。老姨似乎也察觉到了,偶尔,她会侧起身子说,娃,从炉子上倒点热水掺上——瓮里的水太冰了。
尽管老姨那样招呼我,我还是不好意思掺热水,只答应说,不冰,没事老姨。
老姨已经很老很老了,我总搞不清她是醒着还是睡着,更多的时候,她都是迷瞪着。老姨也从来不叫我的名字,或许她压根就没记住我叫啥,总是“娃”“娃”地跟我说话。
“娃——,你自家操心点,不要去书坊迟了。”老人把学校叫“书坊”,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迄今为止,我都觉得把学校叫书坊是最美的称呼。
老姨家没有表,老姨每天都是很困的样子,迷瞪着,似乎也没多余的精力干别的事,不可能为我上学操心的。我就自己估摸着时间起床去学校。
有好多次去得实在太早太早了,独自在学校门口等了很久很久才来了第二个学生。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一直觉得让一个孩子自己估摸时间上学,真的是件再残忍不过的事情:惦记着上学害怕迟到,根本就睡不踏实,总是半睡半醒迷迷瞪瞪。
我从来没有在正常的时间起床去学校,真的是披星戴月,自然也没有同行者。没有同行者,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很遗憾的事,其实不然——
冬天,下过雪后的清晨,我一定是第一个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脚印的人。因为知道自己总是等学校开门,路上就有充足的时间玩雪了:
脚后跟倾斜着连在一起慢慢挪动,走出来的行迹像极了车轮;一只脚固定,另一只脚旋转一圈,像硕大的圆规;像在自己村里结冰的池塘上一样,我也会一路滑翔,飞的感觉;有时用脚在地上划拉出一朵又一朵的花儿,喇叭花打碗碗花鸡冠花农村孩子所能想起的所有的花;情致来了,还会快速堆个小雪人……那会儿,也没有了早起独行的害怕。
落过雪的早晨,等在校门口的我一定是满脸欢喜。我会一整天都很高兴,好像那场雪是专门为我而落,是我一个人的盛宴。
常常想起寄宿的日子,想起慈爱的老姨。